自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來，中國互聯網、新聞媒體出現了廣大又熱烈的疫情討論。不過，在2月3日習近平定調加強媒體管控後，外界還能知道多少真實的信息呢?
習定調： 加強網絡媒體管控
2月3日，新華社報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開會結果，以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的最新指示。習近平在會議上，強調「穩定」社會與市場的重要性，提出「加強網絡媒體管控」、「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還指名要突出各地防疫措施的成效，「生動講述防疫抗疫一線的感人事蹟」。
自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網路、新聞媒體出現廣大、熱烈的疫情討論。第一線的新聞記者、公民透過社交網路或媒體傳播大量資訊，讓外界一窺疫情現場的面貌。但習近平定調之後，言論管控的口子似乎即將縮緊。
言論控管 加大「正能量」宣傳力度
現居美國的前《深圳法制報》編輯、《紅色滲透》一書作者何清漣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這場疫情大爆發就始於言論控制。她說，1月1日，8名「造謠」者被查處時，政府同天關閉了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就是最好的例證，中國政府寧願先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掩蓋問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手法一直沒有變過，就是槍桿子和筆桿子；三個壟斷，政治壟斷、資源壟斷（經濟），輿論壟斷。」
何清漣回顧，1993年她經歷的深圳清水河大爆炸事件。記者傳回來的照片至少有40多具屍體，但官方指令就是只能有3人死亡。她認為20多年後，中國共產黨的災難指導方針一點都沒變，一是宣傳極權體制的效率，二是限制傷亡人數的新聞報導。
中國官方媒體連續多日直播「火神山」和「雷神山」這2座臨時醫院的施工挖土現場，臨時醫院從1月25日動工到交付僅花了十天時間。
何清漣：「這是一個大宣傳機會，因為專制體制在特殊時期，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
一場疫情 能促生中國的新聞自由嗎 ?
近期中國多家媒體財新、 財經、 新京報、 冰點、 三連等針對武漢疫情作出率先報導，但何清漣對於中國新聞未來的自由程度並不樂觀。她認為，在疫情爆發後短暫的言論自由曙光中，中國媒體刊出的報導仍然沒有觸及關鍵的問題—「在疫情幾次重要關口，中共做出錯誤選擇。」
何清漣：「（這些報導）只是把大家都看到的錯誤，已經被網路檢討，被國際看到的事情梳理出來…只能算是（幫中國共產黨）高級的洗地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財經》雜誌2月1日刊出一篇《統計數字之外的人：他們死於「普通肺炎」？ 》的調查報導。但目前，該文原連結已被刪除，微博搜索後點入的連結也已不復存在。
《財經》的調查報導揭露了「武漢肺炎」官方數據不反映全貌的事實： 一些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死亡的病患被以一般肺炎來處置；另外，武漢醫療體係也面臨嚴重超載。
訊息管控 中國人為何仍集體驚慌?
美國雪城大學公共外交系主任施耐德（Michael Schneider）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在巨大疫情發生時，社會最需要的三大資訊是疫情狀況、如何預防、及抗災進度。
他說，當社會缺乏一個透明、完善的系統處理公開準確的訊息，就會造成社會集體焦慮，更是小道消息、陰謀論等錯誤資訊滋長的溫床：「這次疫情，我看到中國政府的挑戰在於，如何建立一個（與NGO 、媒體、衛生機構、人民）有更多信任的系統，而且建立在互惠、信息準確、真實性的基礎，而不是壓制消息，特別是壞消息。」
施耐德向本台介紹，這個「社會信任系統」（Trust system）來自政府明確的資訊、媒體自由環境的辯證、非營利組織和公民社會的資源統合。
他對比美國社會面臨致死率更高的伊波拉疫情，認為在錯誤資訊或地方政府一些錯誤決定發生後，社會「信任系統」能夠更有彈性的自我調整，降低集體焦慮。
何清漣也說，缺乏公民社會及言論自由的保護機制，是中國疫情防控遠遠落後全球的問題：「（中國）疫情處理危機遠遠落後於全球化需要，就是媒體不能參與，不是指媒體不能報導，而是媒體只能報導中央發的通稿。」 （相關報導： 「台灣未加入WHO將造成國際防疫缺口」友邦挺台發言遭打斷，中國代表駁斥：完全是謊言，勿再炒作涉台問題 ｜ 更多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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