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在此次武漢病毒風暴中提議：應該幫助中國抗災，褒貶交至。有人認爲賴清德一遇到兩岸問題就不及格，我説此言超級差矣！以我的觀察：賴還沒有混到滑頭政客的悲慘境界，有時可能給人有點生澀的感覺。但是，無論人道也好，策略也罷，這樣的提議，可能有潛在的重大歷史性。
族群衝突中的負面及積極情緒
我完全可以理解 （甚至同情）批評賴的情緒反應。仇中、抗中、憤怒、自尊、對等，這些情緒都是意見的心理反應。但是，政治心理學家及心理分析治療師指出：汎濫的情緒感受有時使當事人完全受到情緒控制，導致大腦智性失靈，無法談論任何議題（「腦殘」、「支那作者」、「歡迎去香港」等等），這是生病，不是論事。許多臨床的案例説明人在生活中感性主導理性的現象。理性要麽依附感性，要麽就是被感性所宰制。在許多精神及神經狀態下，理性被感性泯滅或扭曲。偶爾精神病人也可能還有沒受損害的理性。許多精神狀態下，感性指使理性。有時看來理性的人，其理性其實是感性的狀態。行爲有問題時的衝動就是感性的主導，而用理性來做事後的解釋。
截至目前，大部分治理情緒感受的研究，專注對負面情緒的壓制及控管，完全否認積極情緒潛在的作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也是以恐懼，威脅等等，做爲國家衡量關係的情緒因素。完全不注意積極的情緒。但是，人不僅對刺激有所反應，而且被其改變。基於溫暖和喜歡的感覺，會促使一個人超越利益或證據，并且寧可錯判。信任中既有認識也有情緒，是一種情緒性的信仰。 在化解族群衝突的努力中，必須注意恐懼和仇恨不是族群關係的必然情緒。同理心和同情心一樣重要。
緩和衝突，解決衝突，甚至是簽訂和平協議。這種程序通常不是綫形的發展，而是漫長而困難的曲折過程。既要克服不與敵人打交道的禁忌，也必須就重大利益或信仰做出某種妥協。緩和衝突的過程中呈現恐懼及希望兩種相互矛盾的強烈情緒。由於和平解決族群衝突必然承擔一定的風險，而恐懼通常使人不願或無法接受風險，成了解決衝突最大的阻力。高明的政治家就會承擔一定的風險，設法提升希望，降低恐懼。
兩岸關係化解衝突的努力中，就是要提防極端情緒的干擾，設法注入積極感性的氛圍。消滅戰亂的恐懼，追求和平的願景。
認識族群衝突中決策者的某些人格特質
兩岸關係無法避免與中共官僚打交道，其中有個情緒心理因素特別值得注意。族群衝突專家指出：艱困的成長過程導致成年之後與別人難於相容，在社會關係中對人有相對低度的信任感，從而容易誇大社會或政治群體的依賴及認同的補償心理機制 （例如沙文主義）。而成長過程中痛苦的身心經歷會容易產生一定的罪惡和焦慮感。而這種心理特質常常轉換為侵略性。尤其在很多情況不得不容忍壓抑之時，處於相對弱勢的「異己」成了群體認同中發泄情緒的對象。 （相關報導： 再談武漢肺炎 賴清德：控制疫情源頭，幫助中國等同幫助台灣 ｜ 更多文章 ）
我個人與大陸很多人士交往的經驗顯示：很不容易有信任關係，更談不到交心。不僅對我如此，他們彼此此間好像也不例外。不論表面的客氣和禮貌，總給人一絲提防和打量的感覺。我認爲這就是成長過程塑造的人格特質，而中共五六十歲的掌權一群的成長過程，經過鬥爭、運動、文革、下放等等，剛好符合痛苦的成長。這是實際，沒有道德譴責的意思。所以，要瞭解其根源，願意走出對抗的心理狀態。能夠不斷釋出追求和解的真實的善意。重要的是不僅理解和認識衝突人格的形成，而且更在尋求改變敵對心態及相互猜忌恐懼導致的零合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