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紀宇專欄：黑天鵝的翅膀，一個不能再忽視的社會階層──飄零族

從英國脫歐到川普當選，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體制、反菁英的浪潮席捲歐美主要國家、顛覆全球政經秩序，鼓舞民族主義、鼓動民粹情緒、鼓吹反智心態的領導人粉墨登場獨挑大梁。為何會如此？浪潮底層的關鍵力量是什麼？有學者指出，「黑天鵝事件」連翩而至，敲響警鐘：我們再也不能忽視一個名為「precariat」的社會階層。

「precariat」來自「precarious」（不穩定的、任憑他人擺布的）與「proletariat」（無產階級）兩個字的結合，台灣社會學者李易駿教授譯為「飄零族」，也有人譯為「不穩定無產者」，最早是在1980年代由法國社會學家提出，後來由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資深研究員史坦丁（Guy Standing）發揚光大，他在2011年出版《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一書，換言之，「precariat」既是一個「不穩定的無產階級」，也是一個「新興的危險階級」。

那麼何謂「precariat」或「飄零族」呢？他們主要是一群接受短期雇用、人力派遣、按時計酬、按件計酬的勞動者，收入與經濟狀況很不穩定，與雇主間沒有正式關係，沒有工會保護，容易被社會福利體系忽略。但他們往往受過不錯的教育，至少是高於手邊工作層級的教育。

風傳媒「迎向川普新紀元」專題報導

飄零族欠缺可以賦予人生意義的職業認同（occupational identity）或職業論述（occupational narrative）；經常要做不受認可也無報酬的勞動，在工作場所與工作時間之外仍然遭到剝削。更糟的是，從美國、英國、法國到德國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實質薪資已經停滯了30多年，經濟不公平現象日益嚴重，導致飄零族力爭上游的機會越來越少、向下沉淪的風險越來越大。

新自由資本主義（neo-liberal capitalism）、自由貿易協定大行其道、錯誤的勞動政策，都是催生飄零族的最主要力量。從美國製造業就業狀況的變化可窺一斑，有學者估計，1999至2011年間，《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讓美國製造業流失了600萬個工作機會；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直接或間接奪走美國240萬個工作機會。去年川普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勝出，最大「功臣」就是幾個製造業衰敗、飄零族眾多的大州。 （相關報導： 穆斯林禁令》沒有宗教歧視？歐巴馬也這樣做？紐時戳破川普推特上的「另類事實」 ｜ 更多文章 ）

飄零族只是北美與歐洲的問題嗎？當然不是。飄零族就在你我身邊，甚至就是你我歸屬，這個階層雖然看似是社會邊緣，但規模與重要性與日俱增。去年6月上旬，號稱「全世界最神祕菁英組織」的畢德伯格集團（Bilderberg Group）在德國德勒斯登（Dresden）召開年會，十大討論題綱之中，「飄零族與中產階級」（Precariat and middle class）赫然入列。今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Davos）登場的世界經濟論壇（WEF）年會，飄零族也是焦點之一。

德勒斯登會議召開時，英國脫歐公投尚未投票；達沃斯會議閉幕時，川普正式入主白宮；飄零族改變世局的力量再也不能等閒視之。有先見之明的史坦丁特別為今年的WEF寫了3篇專文，細述飄零族的來龍去脈，發出警告也提出解方。

返祖者、思鄉者、前進者

史坦丁將飄零族再細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是「返祖者」（atavists），他們從傳統勞動階層墜落飄零，對於往昔的「美好年代」（真實或虛構）無限懷念，怪罪「他者」──移民、難民、外國勞工──奪走他們的工作。他們的社會意識型態較為保守，對主流政黨與傳統政治人物既懷疑又厭惡，甚至滿懷憤怒，特別容易被民粹領導者鼓動。從英國脫歐、川普當選到歐洲極右翼崛起過程中，「返祖者」身影幢幢。

第二類是「思鄉者」（nostalgics），主要是移民與受排擠的少數族裔，他們被剝奪的不是往昔而是「現在」，沒有家園與歸屬感，必須仰賴政府或其他機構的濟助，對政治議題儘量悶不吭聲，但如果巨大壓力長期累積，就可能會有劇烈的爆發。

第三是「前進者」（progressives），他們多半受過大學教育，原本對職涯滿懷信心，出校門後卻是四顧茫然；如果是在美國，往往還揹了一身學生貸款的債。他們的社會意識型態較為進步，較關心普世價值，但是同樣不信任主流政黨與傳統政治人物。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中支持桑德斯（Bernie Sandrrs）的年輕世代，正是這個類型的代表。在史坦丁看來，他們也正是人類社會未來的希望所寄。

體制菁英漠不關心，飄零族困境日益惡化

過去30多年來，經濟不平等問題每況愈下，體制菁英漠不關心、敷衍以對，飄零族的困境也日益惡化，憤怒情緒跨越國界延燒，終於在去年引發向菁英體制反撲的黑天鵝事件。史坦丁認為當代的「收租者資本主義」（rentier capitalism）是罪魁禍首，政府過度保護財產權──尤其是應由社會集體共享的智慧財產權，放任尋租者（rent-seeker）與金融家壟斷經濟成長的絕大部分利益。

如今體制菁英嘗到飄零族反撲的苦果，共業卻由整個社會承擔。川普新政府雖然口口聲聲要創造就業機會，但是另一方面也要全面鬆綁金融法規、為企業與富人大幅減稅、無意強化社會安全網、主張短視近利的保護主義；種種作為恐怕只會使飄零族更加飄零。

經濟租課稅、主權基金、基本所得

在史坦丁看來，真正能夠為飄零族創造穩定性與向上流動機會的解決之道，是要打造一個適合21世紀的所得分配體系（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史坦丁也建議一套三部曲的實質作法：針對智慧財產權等經濟租（economic rent）課稅、籌措主權財富基金、對全體國民無條件發放基本所得（basic income）。

對於爭議性頗高、看似鼓勵「不勞而獲」的基本所得，史坦丁列舉了五大理由：符合社會正義、有助於人民獲致完全的自由、有助於人民對公共事務做出理性的決策、獎勵那些沒有報酬但非常重要的工作、預先因應「機器人」（自動化與人工智慧）造成的失業潮。 （相關報導： 穆斯林禁令》沒有宗教歧視？歐巴馬也這樣做？紐時戳破川普推特上的「另類事實」 ｜ 更多文章 ）

基本所得制度在歐洲已經逐漸萌芽，多個國家展開規模不一的實驗，成敗還需一段時間觀察。然而無論如何，飄零族的困境必須得到關注與解決，否則不但經濟永續成長將難以為斷，過去數十年來人類追求自由民主、宗教包容、文化多元的努力，也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