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黛安，特瑞亦指出客戶常傳簡訊和電子郵件給他，又在語音信箱裡留言。「他們是在說：『餵我。』他們自認有這種權利。」他總結了過去十年的經驗。電子通訊帶來自由，但到最後，「它讓我上了速度愈來愈快的跑步機，但那跟有效率是兩碼子事。」
我和一群律師聊過，他們全都認為沒有「手機」，他們就沒辦法工作—這句話幾乎是對當今智慧型手機普世一致的簡評，那不只擁有了桌上型電腦的許多功能，而且還有更多功用。律師們堅稱行動裝置使他們更有效率，也「解放」了他們，讓他們可以在家工作和跟家人出遊。
女性尤其強調網路生活讓她們得以保住工作和有時間陪小孩。不過，她們也說行動裝置吃掉了她們的思考時間。一人說：「我沒有足夠的時間跟我的心靈獨處。」其他人說：「我得努力掙出更多時間思考。」「我刻意抽出時間思考。」「我得事先規劃思考的時間。」這些說法都仰賴一個在想像中與科技分開的「我」，一個能夠把科技撇在一旁、以便獨立運作的自我。這與一個日益普遍的現象形成對比：我們過著螢幕不滅的生活。這個事實讓我們如同MIT 的賽柏格，學會把自己看作和我們的裝置結為一體。抽出更多時間思考代表要關掉手機，但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今天我們的裝置已經比以往更貼近我們的身體和心靈。它們提供了社交和心理上的GPS，一種給被拴住的自我使用的導航系統。
至於黛安，她在以往的「工作空檔」—搭計程車或排隊等候或走路上班期間，那些可以拿來做白日夢的時間—仍努力繼續通訊。這或許是我們（身體和情緒）要維持專注力所需的時間，但黛安不允許自己這麼做。當然，她運用的是我們新的時間類型：注意力分享（attention sharing）的時刻。
黛安盡量不接電話，因為電話的實時性需求會占用她太多的注意力。但就像電話代替的面對面互動，電話也能以簡訊和電子郵件辦不到的方式傳達事情。所有當事人都在場，如有問題可當場回答，人們可以表達混雜的情感。反觀電子郵件就經常來回數次而沒解決事情，誤解屢見不鮮。感覺會受傷，而誤解愈深電子郵件往來的數量就愈多，這毫無必要。我們開始覺得收件匣裡那一整列未讀取的訊息是個負擔，然後，我們會投射我們的感覺，唯恐我們的訊息也成了他人的負擔。
我們確實有道理擔心。我一個朋友就曾在臉書發文：「處理堆積郵件的問題在於，你一回覆郵件，人們也會回你！所以你每處理十封，就會再收到五封！我的目標是今晚剩三百封，明天一百封。」這已成為相當普遍的感嘆。但聽到自己用「待處理」或「已擺脫」等平常談論垃圾的語言來形容朋友的信，是滿悲哀的事。但這就是我們用的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