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忠觀點:民進黨就「保衛台灣」而論,是否應還蔣中正一個公道?

2020-01-21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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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指出,民進黨在這次選舉主張捍衛台灣主權與民主,卻以「去蔣化」的思維忽略兩蔣治台時期對「保衛台灣」的功過,實不合理。(資料照,簡必丞攝)

筆者指出,民進黨在這次選舉主張捍衛台灣主權與民主,卻以「去蔣化」的思維忽略兩蔣治台時期對「保衛台灣」的功過,實不合理。(資料照,簡必丞攝)

民進黨在此次總統與立委選舉期間,甚囂塵上的「保衛台灣」說詞,所謂的守護台灣主權與民主?這是要靠實力的,這實力的基礎是甚麼?筆者認為就是國防上的精實與國安上的確保。對於兩蔣治台,民進黨政府在「去蔣化」的思維下,幾乎全盤否定,筆者認為在國防與國安上,民進黨政府實應還蔣中正一個公道。

在國防上,兩蔣治台,國家利益與國家目標明確。尤以建立完善兵役制度,與明確的防衛作戰計畫,奠定了保衛台灣的基石。首就建立完善兵役制度而論:

1949年冬國防部隨國府播遷來台,當時兵役局局長戴高翔等,有鑑於內戰期間兵源補充困難,因此在翌年上半年,即以「養兵在民論」理念為基礎,建議在台實施徵兵制。然因政局未安等因素,上級有所顧慮,雖未能同意實施。然同時亦奉上級交辦研究台灣地區的兵役動員制度,以期「減少常備軍」,「訓儲後備兵」,用期一旦有事,可使台灣地區全民人人能戰,處處能戰,有生力量源源不斷。

及至1951年3月蔣中正復行視事,同年5月戴高翔調任國防部人員司司長,奉上令著手開辦常備兵的徵集,並本諸「精練常備軍」和「訓儲後備兵」的立案原則,逐次建立台灣地區的兵役動員制度。當時常備兵的徵集,是採試辦與漸進方式辦理,從10個月、1年等,漸漸做到當時兵役法所定的陸軍2年、海空軍3年的義務役役期[註1]。

在兩蔣執政時期,1967年至1987年間因國情需要,針對陸軍裝甲兵、砲兵、通信兵、工兵、兵工等5兵科,役期屆滿後辦理臨時召集1年,實為三年役期的「陸軍第一特種兵」,俗稱之「陸一特」。由於當時役男入營服役,自行以抽籤決定,過程尚稱公允,爭議未興。1987年海空軍役男役期,除陸戰隊外,統一調整為2年。

20200117-兩蔣時代指中華民國歷史上的兩位著名總統,即蔣中正(右)和蔣經國(左)。(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兩蔣時代因應國情需要,在台逐次建立兵役制度。圖為前總統蔣中正(右)、蔣經國(左)。(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憲法第20條明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完善的常備兵義務役,與預備役的後備動員制度,成為當時軍隊戰力的基石。由於兵役制度的健全,使在台的國軍部隊,因兵源穩定,地面作戰部隊在年齡相仿,軍容完整,訓戰合一之下,漸成精練之師。陸軍基層部隊每年一度的基地訓練,更使義務役士兵,在熟悉戰術與戰鬥技能之下,一但服完兵役轉為預備役,動員令下即能為國所用。更使當時的役齡男子,深切認知服行兵役為天職。而社會一般也認為以役齡男子服完兵役,作為男子成熟與否之分野條件。

如今兩蔣時期建立的兵役制度已成四不像,就1933年6月國府制定兵役法並公布實施,迄今兵役法相關條文修正計17次。

其中從陳前總統到蔡總統執政,20年之內兵役法條文的修正就高達9次之多。兵役法規的異變性,也讓原本公平的兵役制度受到衝擊。

例如常備士兵來源的志願役,由於募兵成效難達預期,各種加給,例如「地域加給」、「三軍儀隊勤務加給」、「資訊勤務加給」等,計有十項之多的加給名目應運而生,近日蔡總統更以故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遺志,加增士官長專業加給、空降特戰勤務加給、飛行軍官續服獎金等3項國軍加給,期以有效留用在營官兵。這顯示的是募兵制的推動,實有徹底檢討必要。

20200103-前總統陳水扁出席一邊一國行動黨「台灣國家與台灣總統命運」影片發佈會。(蔡親傑攝)
自前總統陳水扁執政以來,兵役法條文的修正高達9次。(資料照,蔡親傑攝)

目前徵募士兵年齡從18歲開始,上限為32歲,士兵服役年限,二兵六個月,一兵一年,上等兵十年,換言之年齡參差不齊的士兵,不僅影響軍容,更影響連隊基層的管教。對於志願役的官兵。除馬前總統任期訂定的《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的退場機制,蔡總統任內更加碼訂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未服滿最少服役年限志願申請退伍賠償辦法》,此更影響軍人守紀服從與追求團隊榮譽的自我要求精神。

目前募兵所需的高昂人員維持費,已近國防預算的一半,嚴重排擠作業維持與軍事投資預算[註2]。由於憲法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對於其餘役齡男子,實施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以作為其義務役役期,這連基地訓練都未經歷過的役男,遑論成為預備役時,能達到召之則來,來之能戰的境地。

由於兵役制度的變異,進而使原本健全的兵役動員制度,現雖納入全民防衛動員機制,然就國防部掌握的軍事動員能量,在「人力動員」或「物力動員」方面,陳義過高實用不足。而災害防救成為國軍任務之一。曩昔選材用將,考量的軍事專業與專長,打破「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的用人思維,將救災成效良窳,亦視為將領升遷考量,此對國軍人才培育,傷害猶大。

其次論及防衛作戰計畫的適用性:

兩蔣時期由於兩岸對峙難以正常交流,所以當時全島防衛作戰計畫,也即是固安作戰計畫,用兵原則「拒敵於彼岸,擊敵於海上,毀敵於水際,殲敵於灘頭」,當時共軍受限於軍力,也難以對台灣展開全島全方位的攻擊。加以當時警察警勤區制度落實與戶口查察制度嚴密,境外人員滲透潛藏不易。一旦戰起,島內縱有未能破獲的共諜組織,即使依照當年毛澤東總結經驗,對中共地下黨組織活動提出的16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註3]。也難能適時集結力量,成為共軍內應。因此戰備整備,單方面的應敵考量,是符合作戰所需。

1987年蔣故總統開放探親,1990年以後,大批台商飄洋過海,赴陸投資設廠;來往兩岸求學、旅遊、工作的人也日益增多。姑且不論國人在陸往來的百萬人口,至今中國大陸人士,僅就陸委會的資料統計,不含小三通與觀光等相關數據,去年來台至11月止,一年內入境大陸人士就有20萬之眾[註4]。顯見兩岸民間交流勢不可擋。

因此《反滲透法》在立院三讀通過之際,蔡總統為釋民疑,解釋該法:「反滲透,並非反交流。」陸委會更詮釋說明,反滲透法不影響兩岸現況之各項交流。這種現象也就是筆者常說兩岸現況是:「你可到我家來,我也可到你家去的「『纏鬥期』」,從筆者前文「《反滲透法》彰顯了甚麼(一):中共對台灣滲透,始自民進黨政府?」所提1950年前後,中共欲武力犯台,島內共諜組織還訂定「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方針,進而欲成為內應力量。試想以現在兩岸民間交流的熾盛景況,無疑是為中共在島內積蓄的內應力量,提供有利環境。

20200115-總統蔡英文15日出席民進黨中常會。(簡必丞攝)
針對《反滲透法》疑慮,總統蔡英文解釋其為「反滲透」,而不是「反交流」。(資料照,簡必丞攝)

列寧曾告訴他的黨徒:「最堅強的堡壘,必須要從內部攻破。」毛澤東亦曾說:「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不打沒有內應的仗」,《孫子˙兵勢篇》更強調:「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這也就是曾永賢一再所說:「這些看不見的力量,平日潛伏在台灣某個角落,一但對岸採取行動,就會群起配合,這也是一種作戰方式」[註5]。

然而我們整體的防衛構想,仍是「戰力防護、濱海決勝、灘岸殲敵。」迫使中共「奪島任務失敗」的作戰目標[註6]。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非但不符合兩岸人員來往現況,更難因應台灣社會日益複雜的生態結構。再見證地面作戰部隊戰力的捉襟見肘左支右絀,年年漢光演習,諸如「戰機國道起降」、「跨區增援」等演習項目,不僅訓與戰脫離,在「戰力防護、濱海決勝、灘岸殲敵。」的作戰構想之下,蔡政府引以自豪的微型飛彈突擊艇、快速佈雷艇等作為國艦國造,甚或國機國造的所謂落實國防自主的政策,在兩蔣兩岸禁絕往來對峙時期,或許是至當方案,然而以如今兩岸民間交流現況,若中共一旦欲以武力結束兩岸現狀,在台灣的內應力量可能已然形成,換言之,戰事不先從海上起,不從空中來,而在台島內部發起第一槍,形成「顛倒正面作戰」,則所謂「戰力防護、濱海決勝、灘岸殲敵。」的作戰構想,恐將面臨全盤落空局面。

筆者曾數度為文呼籲應恢復徵兵制,並以強化地面作戰部隊為軍事革新之首要,當政者均置若罔聞。兩蔣時期,國軍軍容與軍威的壯盛,演習的精實,彰顯的是交給國家與人民的是確能保家衛國的軍隊,作為國家領袖,作為三軍統帥,筆者認為兩蔣無愧於國人。

次論在國安部分,蔣中正治台,確立國家目標,整軍經武,振興經濟擴大建設。對於中共對台灣的圖謀與滲透,在肅奸防諜方面,由於兩岸檔案與史料的日益公開與透明,所謂「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受難者,更多人在獲得促轉會認同的恢復名譽,賠償受難者家屬或當事人本人,牢獄期間的賠償金後,紛紛出版自傳或口述歷史。內中不乏自承自己曾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例如鹿窟事件的李石城,在其《鹿窟風雲-八十億往》一書,就提及:「我們三個小大人,跟他們三個大大人,相處得親如家人,就是這段情誼,致使後來參加了少年先鋒隊,擔任聯絡員(如同傳令兵的工作)」[註7]。了解中共黨史都知道,共青團與少年先鋒隊均為共黨組織之一,這也證明在鹿窟,確有共黨組織在長期埋伏,積蓄力量。

事實也證明當初情治機關,逮捕共諜破獲組織,也是有其技術與方法,曾永賢就曾自述被捕經過,系調查局利用被捕共諜,擇人挑選打入曾永賢周邊形成內線,並利用治安機關,在「特種聯合小組」的會報中散播假消息,聲東擊西,轉移大家注意力之下,完成曾永賢一夥匿居處所的布置,然後等待時機一網成擒[註8]。

一般人對台共、日共與中共的關係,往往難以分明。實則三位一體,如同文革樣板戲《紅燈記》李鐵梅唱段:「都有一顆紅亮的心。」如曾永賢就是先在日本東京加入日共組織,返台後再加入中共黨組。謝雪紅則是在1925年6月在杭州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8月在上海加入中共黨組,並經組織介派入學「上海大學」學習[註9],隨後受中共培植,與林木順等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進修,結識日共黨人,並復返上海。[註10]

當時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對於各國支部規定「一國一黨」的組織原則,1928年4月15日一群大多已是中共黨員身分的台灣人,諸如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潘欽信、林日高等,在上海法租界,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大會成立時日共無人出席,大會領導人是中共中央代表彭榮,朝鮮共產黨代表呂運亨列席。嗣後,謝雪紅等返台發展台共組織,並以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等為開展工作重點[註11]。

誠如盧修一在《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一書所言:「在日本佔領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從開始到結束,都證實與中共有密切關係」。

有人將蔣中正指為228事件元凶?實則228事件的爆發與蔓延,因素多端,誠如筆者前文論及,當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蔣中正正被「沈崇事件」推波助瀾之下,衍生於各處的學運困擾,更要承受吐絲口戰役失敗,國軍在魯南與共軍相爭的不利形勢,台灣形勢對其而言,並非首重,指為元凶實太沉重。

20200117-二二八事件。在圓環緝菸事件後包圍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的抗議群眾。(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筆者認為,將蔣中正指為二二八事件的元兇,太過沈重。圖為當時圓環緝菸事件後包圍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的抗議群眾。(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此次總統與立委選舉期間,在台南以1947年3月13日律師湯德章從台南刑務所(今新光三越台南新天地)被押解至「大正公園」(今「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事件,藉所謂「湯德章歷史實境劇」在台南市街頭實境演出,為民進黨選情造勢。其實湯德章事件,早有張若彤者,曾撰文《湯德章之死》,內中抽絲剝繭,依據史料提出另類觀點與看法,

更證明湯德章案的複雜性。近年來民進黨政府實施的轉型正義,拿著清朝的劍猛砍明朝的官,其實是斲傷國脈。

前年八二三炮戰六十周年時,時任民進黨副祕書長的徐佳青會在電視政論節目中講出:「八二三難道是民進黨和共產黨打仗嗎?八二三不就是共產黨在跟國民黨打仗嗎!那如果今天這些去打仗的人,是以犧牲台灣人民的性命,去換取國民黨的勝利?這樣子的紀念有意義嗎?」這讓筆者想起孫中山曾講的一則寓言故事。一位終日勞苦的苦力,有天幸運地買了一張彩券塞在扁擔裡,當對獎時,突然發現中了大獎,想到以後將擺脫苦力生活,高興之下,順手就將扁擔丟棄,然而他忘了彩券正藏放在其扁擔內。這不就是徐佳青或是民進黨的心態嗎?

當國家仍是中華民國,當國脈仍需綿延永續,民進黨政府進行的轉型正義,卻漠視兩蔣執政時期,國家所面臨的內外形勢與生存危機,對於當時,且現今亦已證實名符其實的共諜,促轉會不僅撤銷其罪刑,恢復其名譽,更以人民納稅的錢,賠償其或家屬所謂的損失,姑且不論意識形態各有不同,然而面對國家生存威脅相同的敵對勢力,蔣中正為確保台灣安全,當共諜密布台島之際,在肅奸防諜上,確實交付出成績。

國家的命脈有其一貫與連續性。從戒嚴到解嚴,也自有國家生存環境考量。中共對台灣的生存,國家的存亡,自始至終始終威脅未變,值《反滲透法》施行之際,對於兩蔣在台,就「保衛台灣」而言,其功過深植國人省思。

註:

[1]:戴高翔,高翔文存,頁81-83。

[2]:國防部,《國防白皮書》,(台北:國防部,2019年9月),頁104、116。

[3]:游國立,《隱蔽戰線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6月),頁70。

[4]:陸委會網站: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各類交流)人數性別統計表

[5]: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從左到右60年-曾永賢先生訪問記錄》,頁204。

[6]:國防部,《國防白皮書》,頁59。

[7]:李石城,《鹿窟風雲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台中: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2月),頁54。

[8]6: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從左到右60年-曾永賢先生訪問記錄》,頁101-103。

[9]:1922年上海東南高等師範學校因飯食問題,釀生罷課風潮,最後學校議決改組,變更學制,定名為上海大學。推舉于右任為第一任校長,除由國民黨適時挹注經費,並由元老張繼(溥泉)等對外募款增建院系,籌建校舍。1924月1月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因此學校內中共黨員陳望道(《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首譯者),瞿秋白(曾任中共黨主席,並為台灣共產黨成立時的)等,分別擔任中國文學系系主任暨社會學系主任等,並由施存統等,在校內發展中共黨組織。以上參閱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編委會,《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上冊,(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頁5、6、49、427。

[10]: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1997年),頁177、180、181、191。

[11]:據大陸學者何池考證,所謂彭榮者,實為瞿秋白,參閱何池,《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指導台灣革命研究》,(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1月),頁171。然已經何池證明為非。也有一說彭榮系彭湃,參閱簡炯仁,《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指導台灣革命研究》,(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年4月),頁28。

*作者為前國安局特勤組長。本文為「反滲透法的省思」系列之三。本系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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