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在此次總統與立委選舉期間，甚囂塵上的「保衛台灣」說詞，所謂的守護台灣主權與民主？這是要靠實力的，這實力的基礎是甚麼？筆者認為就是國防上的精實與國安上的確保。對於兩蔣治台，民進黨政府在「去蔣化」的思維下，幾乎全盤否定，筆者認為在國防與國安上，民進黨政府實應還蔣中正一個公道。
在國防上，兩蔣治台，國家利益與國家目標明確。尤以建立完善兵役制度，與明確的防衛作戰計畫，奠定了保衛台灣的基石。首就建立完善兵役制度而論：
1949年冬國防部隨國府播遷來台，當時兵役局局長戴高翔等，有鑑於內戰期間兵源補充困難，因此在翌年上半年，即以「養兵在民論」理念為基礎，建議在台實施徵兵制。然因政局未安等因素，上級有所顧慮，雖未能同意實施。然同時亦奉上級交辦研究台灣地區的兵役動員制度，以期「減少常備軍」，「訓儲後備兵」，用期一旦有事，可使台灣地區全民人人能戰，處處能戰，有生力量源源不斷。
及至1951年3月蔣中正復行視事，同年5月戴高翔調任國防部人員司司長，奉上令著手開辦常備兵的徵集，並本諸「精練常備軍」和「訓儲後備兵」的立案原則，逐次建立台灣地區的兵役動員制度。當時常備兵的徵集，是採試辦與漸進方式辦理，從10個月、1年等，漸漸做到當時兵役法所定的陸軍2年、海空軍3年的義務役役期［註1］。
在兩蔣執政時期，1967年至1987年間因國情需要，針對陸軍裝甲兵、砲兵、通信兵、工兵、兵工等5兵科，役期屆滿後辦理臨時召集1年，實為三年役期的「陸軍第一特種兵」，俗稱之「陸一特」。由於當時役男入營服役，自行以抽籤決定，過程尚稱公允，爭議未興。1987年海空軍役男役期，除陸戰隊外，統一調整為2年。
憲法第20條明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完善的常備兵義務役，與預備役的後備動員制度，成為當時軍隊戰力的基石。由於兵役制度的健全，使在台的國軍部隊，因兵源穩定，地面作戰部隊在年齡相仿，軍容完整，訓戰合一之下，漸成精練之師。陸軍基層部隊每年一度的基地訓練，更使義務役士兵，在熟悉戰術與戰鬥技能之下，一但服完兵役轉為預備役，動員令下即能為國所用。更使當時的役齡男子，深切認知服行兵役為天職。而社會一般也認為以役齡男子服完兵役，作為男子成熟與否之分野條件。
如今兩蔣時期建立的兵役制度已成四不像，就1933年6月國府制定兵役法並公布實施，迄今兵役法相關條文修正計17次。
其中從陳前總統到蔡總統執政，20年之內兵役法條文的修正就高達9次之多。兵役法規的異變性，也讓原本公平的兵役制度受到衝擊。
例如常備士兵來源的志願役，由於募兵成效難達預期，各種加給，例如「地域加給」、「三軍儀隊勤務加給」、「資訊勤務加給」等，計有十項之多的加給名目應運而生，近日蔡總統更以故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遺志，加增士官長專業加給、空降特戰勤務加給、飛行軍官續服獎金等3項國軍加給，期以有效留用在營官兵。這顯示的是募兵制的推動，實有徹底檢討必要。
目前徵募士兵年齡從18歲開始，上限為32歲，士兵服役年限，二兵六個月，一兵一年，上等兵十年，換言之年齡參差不齊的士兵，不僅影響軍容，更影響連隊基層的管教。對於志願役的官兵。除馬前總統任期訂定的《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的退場機制，蔡總統任內更加碼訂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未服滿最少服役年限志願申請退伍賠償辦法》，此更影響軍人守紀服從與追求團隊榮譽的自我要求精神。
目前募兵所需的高昂人員維持費，已近國防預算的一半，嚴重排擠作業維持與軍事投資預算［註2］。由於憲法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對於其餘役齡男子，實施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以作為其義務役役期，這連基地訓練都未經歷過的役男，遑論成為預備役時，能達到召之則來，來之能戰的境地。
由於兵役制度的變異，進而使原本健全的兵役動員制度，現雖納入全民防衛動員機制，然就國防部掌握的軍事動員能量，在「人力動員」或「物力動員」方面，陳義過高實用不足。而災害防救成為國軍任務之一。曩昔選材用將，考量的軍事專業與專長，打破「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的用人思維，將救災成效良窳，亦視為將領升遷考量，此對國軍人才培育，傷害猶大。
其次論及防衛作戰計畫的適用性：
兩蔣時期由於兩岸對峙難以正常交流，所以當時全島防衛作戰計畫，也即是固安作戰計畫，用兵原則「拒敵於彼岸，擊敵於海上，毀敵於水際，殲敵於灘頭」，當時共軍受限於軍力，也難以對台灣展開全島全方位的攻擊。加以當時警察警勤區制度落實與戶口查察制度嚴密，境外人員滲透潛藏不易。一旦戰起，島內縱有未能破獲的共諜組織，即使依照當年毛澤東總結經驗，對中共地下黨組織活動提出的16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註3］。也難能適時集結力量，成為共軍內應。因此戰備整備，單方面的應敵考量，是符合作戰所需。
1987年蔣故總統開放探親，1990年以後，大批台商飄洋過海，赴陸投資設廠；來往兩岸求學、旅遊、工作的人也日益增多。姑且不論國人在陸往來的百萬人口，至今中國大陸人士，僅就陸委會的資料統計，不含小三通與觀光等相關數據，去年來台至11月止，一年內入境大陸人士就有20萬之眾［註4］。顯見兩岸民間交流勢不可擋。
因此《反滲透法》在立院三讀通過之際，蔡總統為釋民疑，解釋該法：「反滲透，並非反交流。」陸委會更詮釋說明，反滲透法不影響兩岸現況之各項交流。這種現象也就是筆者常說兩岸現況是：「你可到我家來，我也可到你家去的「『纏鬥期』」，從筆者前文「《反滲透法》彰顯了甚麼（一）：中共對台灣滲透，始自民進黨政府？」所提1950年前後，中共欲武力犯台，島內共諜組織還訂定「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方針，進而欲成為內應力量。試想以現在兩岸民間交流的熾盛景況，無疑是為中共在島內積蓄的內應力量，提供有利環境。
列寧曾告訴他的黨徒：「最堅強的堡壘，必須要從內部攻破。」毛澤東亦曾說：「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不打沒有內應的仗」，《孫子˙兵勢篇》更強調：「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這也就是曾永賢一再所說：「這些看不見的力量，平日潛伏在台灣某個角落，一但對岸採取行動，就會群起配合，這也是一種作戰方式」［註5］。
然而我們整體的防衛構想，仍是「戰力防護、濱海決勝、灘岸殲敵。」迫使中共「奪島任務失敗」的作戰目標［註6］。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非但不符合兩岸人員來往現況，更難因應台灣社會日益複雜的生態結構。再見證地面作戰部隊戰力的捉襟見肘左支右絀，年年漢光演習，諸如「戰機國道起降」、「跨區增援」等演習項目，不僅訓與戰脫離，在「戰力防護、濱海決勝、灘岸殲敵。」的作戰構想之下，蔡政府引以自豪的微型飛彈突擊艇、快速佈雷艇等作為國艦國造，甚或國機國造的所謂落實國防自主的政策，在兩蔣兩岸禁絕往來對峙時期，或許是至當方案，然而以如今兩岸民間交流現況，若中共一旦欲以武力結束兩岸現狀，在台灣的內應力量可能已然形成，換言之，戰事不先從海上起，不從空中來，而在台島內部發起第一槍，形成「顛倒正面作戰」，則所謂「戰力防護、濱海決勝、灘岸殲敵。」的作戰構想，恐將面臨全盤落空局面。
筆者曾數度為文呼籲應恢復徵兵制，並以強化地面作戰部隊為軍事革新之首要，當政者均置若罔聞。兩蔣時期，國軍軍容與軍威的壯盛，演習的精實，彰顯的是交給國家與人民的是確能保家衛國的軍隊，作為國家領袖，作為三軍統帥，筆者認為兩蔣無愧於國人。
次論在國安部分，蔣中正治台，確立國家目標，整軍經武，振興經濟擴大建設。對於中共對台灣的圖謀與滲透，在肅奸防諜方面，由於兩岸檔案與史料的日益公開與透明，所謂「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受難者，更多人在獲得促轉會認同的恢復名譽，賠償受難者家屬或當事人本人，牢獄期間的賠償金後，紛紛出版自傳或口述歷史。內中不乏自承自己曾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例如鹿窟事件的李石城，在其《鹿窟風雲-八十億往》一書，就提及：「我們三個小大人，跟他們三個大大人，相處得親如家人，就是這段情誼，致使後來參加了少年先鋒隊，擔任聯絡員（如同傳令兵的工作）」［註7］。了解中共黨史都知道，共青團與少年先鋒隊均為共黨組織之一，這也證明在鹿窟，確有共黨組織在長期埋伏，積蓄力量。
事實也證明當初情治機關，逮捕共諜破獲組織，也是有其技術與方法，曾永賢就曾自述被捕經過，系調查局利用被捕共諜，擇人挑選打入曾永賢周邊形成內線，並利用治安機關，在「特種聯合小組」的會報中散播假消息，聲東擊西，轉移大家注意力之下，完成曾永賢一夥匿居處所的布置，然後等待時機一網成擒［註8］。
一般人對台共、日共與中共的關係，往往難以分明。實則三位一體，如同文革樣板戲《紅燈記》李鐵梅唱段：「都有一顆紅亮的心。」如曾永賢就是先在日本東京加入日共組織，返台後再加入中共黨組。謝雪紅則是在1925年6月在杭州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8月在上海加入中共黨組，並經組織介派入學「上海大學」學習［註9］，隨後受中共培植，與林木順等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進修，結識日共黨人，並復返上海。［註10］
當時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對於各國支部規定「一國一黨」的組織原則，1928年4月15日一群大多已是中共黨員身分的台灣人，諸如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潘欽信、林日高等，在上海法租界，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大會成立時日共無人出席，大會領導人是中共中央代表彭榮，朝鮮共產黨代表呂運亨列席。嗣後，謝雪紅等返台發展台共組織，並以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等為開展工作重點［註11］。
誠如盧修一在《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一書所言：「在日本佔領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從開始到結束，都證實與中共有密切關係」。
有人將蔣中正指為228事件元凶？實則228事件的爆發與蔓延，因素多端，誠如筆者前文論及，當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蔣中正正被「沈崇事件」推波助瀾之下，衍生於各處的學運困擾，更要承受吐絲口戰役失敗，國軍在魯南與共軍相爭的不利形勢，台灣形勢對其而言，並非首重，指為元凶實太沉重。
此次總統與立委選舉期間，在台南以1947年3月13日律師湯德章從台南刑務所（今新光三越台南新天地）被押解至「大正公園」（今「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事件，藉所謂「湯德章歷史實境劇」在台南市街頭實境演出，為民進黨選情造勢。其實湯德章事件，早有張若彤者，曾撰文《湯德章之死》，內中抽絲剝繭，依據史料提出另類觀點與看法，
更證明湯德章案的複雜性。近年來民進黨政府實施的轉型正義，拿著清朝的劍猛砍明朝的官，其實是斲傷國脈。
前年八二三炮戰六十周年時，時任民進黨副祕書長的徐佳青會在電視政論節目中講出：「八二三難道是民進黨和共產黨打仗嗎？八二三不就是共產黨在跟國民黨打仗嗎!那如果今天這些去打仗的人，是以犧牲台灣人民的性命，去換取國民黨的勝利？這樣子的紀念有意義嗎？」這讓筆者想起孫中山曾講的一則寓言故事。一位終日勞苦的苦力，有天幸運地買了一張彩券塞在扁擔裡，當對獎時，突然發現中了大獎，想到以後將擺脫苦力生活，高興之下，順手就將扁擔丟棄，然而他忘了彩券正藏放在其扁擔內。這不就是徐佳青或是民進黨的心態嗎？
當國家仍是中華民國，當國脈仍需綿延永續，民進黨政府進行的轉型正義，卻漠視兩蔣執政時期，國家所面臨的內外形勢與生存危機，對於當時，且現今亦已證實名符其實的共諜，促轉會不僅撤銷其罪刑，恢復其名譽，更以人民納稅的錢，賠償其或家屬所謂的損失，姑且不論意識形態各有不同，然而面對國家生存威脅相同的敵對勢力，蔣中正為確保台灣安全，當共諜密布台島之際，在肅奸防諜上，確實交付出成績。
國家的命脈有其一貫與連續性。從戒嚴到解嚴，也自有國家生存環境考量。中共對台灣的生存，國家的存亡，自始至終始終威脅未變，值《反滲透法》施行之際，對於兩蔣在台，就「保衛台灣」而言，其功過深植國人省思。
註：
［1］：戴高翔，高翔文存，頁81-83。
［2］：國防部，《國防白皮書》，(台北：國防部，2019年9月)，頁104、116。
［3］：游國立，《隱蔽戰線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6月)，頁70。
［4］：陸委會網站：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各類交流）人數性別統計表
［5］：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從左到右60年-曾永賢先生訪問記錄》，頁204。
［6］：國防部，《國防白皮書》，頁59。
［7］：李石城，《鹿窟風雲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台中：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2月)，頁54。
［8］6：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從左到右60年-曾永賢先生訪問記錄》，頁101-103。
［9］：1922年上海東南高等師範學校因飯食問題，釀生罷課風潮，最後學校議決改組，變更學制，定名為上海大學。推舉于右任為第一任校長，除由國民黨適時挹注經費，並由元老張繼(溥泉)等對外募款增建院系，籌建校舍。1924月1月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因此學校內中共黨員陳望道(《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首譯者)，瞿秋白(曾任中共黨主席，並為台灣共產黨成立時的)等，分別擔任中國文學系系主任暨社會學系主任等，並由施存統等，在校內發展中共黨組織。以上參閱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編委會，《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上冊，(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頁5、6、49、427。
［10］：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1997年)，頁177、180、181、191。
［11］：據大陸學者何池考證，所謂彭榮者，實為瞿秋白，參閱何池，《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指導台灣革命研究》，(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1月)，頁171。然已經何池證明為非。也有一說彭榮系彭湃，參閱簡炯仁，《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指導台灣革命研究》，(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年4月)，頁28。
＊作者為前國安局特勤組長。本文為「反滲透法的省思」系列之三。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