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是習近平的一個長期工作重點。在我們二○一四年七月那次會見的兩年多前，我記得他訪問美國期間，在華盛頓沃德曼公園萬豪酒店一間私人房間裡，為一些前美國政要舉辦的宴會上詳細談了這個話題。那是二○一二年二月，他當時是中國國家副主席，被冀望在那年秋天接替胡錦濤成為黨的領袖。他當時顯得輕鬆自在，談吐率直，充滿自信。
他和我們有來有往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討論，除了我本人，出席晚宴的還有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和亨利．季辛吉；前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和桑迪．伯格（Sandy Berger）；以及我的前內閣同事勞工部長趙小蘭。習近平說，隨著我們各自國家和世界的變化，有必要找到新的和大膽的方式來改進美中關係。他強調說需要有勇氣，或者按他說的有「創新精神」，採取符合我們雙方利益的行動，儘管這些行動在兩國都可能不受歡迎。
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對美政策實質內容沒有什麼變化，但在力推「中國夢」的同時，該政策的調子變得更具民族主義。習近平想要我們對他國家取得的成就表示尊重，理解它面臨的挑戰，並能把它當作一個平起平坐的國家來對待。對我們來說，那也是建立一個穩定牢固的雙邊關係的最佳方式，只要我們堅守我們的核心利益，而中國能夠在一個基於規則的秩序中承擔起它應擔負的責任。
中國在當代國際舞台上是一個相對而言的新人。隨著它的發展與繁榮，它自然希望在全球準則的制定和治理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而不僅僅是簡單接受西方國家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於多年前制定的規則。中國人一直沒有明說他們到底想要改變什麼，此一事實讓美國很是煩惱，但也為雙方解決分歧留下空間。如果中國人公開拋出他們的建議或政策，而這些與我們認為的最佳政策又相去甚遠，那情況就更難辦了。
「我們準備承擔起與我們能力相應的國際責任。」習近平在二○一四年七月有把握地對我說。
我們兩國經常對中國的具體能力看法不一。每當我們指出中國經濟實力如何雄厚的時候，他們就拿這些成就哭窮，說他們還要如何努力才能消除貧困。但我們不應讓這些分歧破壞我們實現任何改變的機會。
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促使中國更加遵守現有的國際準則；但我們也不應該讓我們在某些領域的根本性分歧──無論我們多麼不喜歡他們的選擇──導致兩國關係全面翻船。我們早就過了那個能甩開中國，單打獨鬥的時代。
最可能也最合情理的情況是，中國能對現有國際規則進行調整，以適應自身國家利益，而不是試圖另創一套新的國際體系，或把現有國際規則和機構拋到一邊去。由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主導建構的全球經濟和治理體系中，北京其實獲得很多好處。但我們也不應心存幻想，認為中國會永遠原封不動地接受這個體系。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試驗其他替代方案。一個典型例子就是二○一四年七月，由中國和其他四個金磚成員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共同高調發起的開發銀行。此機構也非正式的被稱為金磚銀行，正式獲批的資本金為一千億美元；其總部在上海，將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
中國還承諾，為另一個獨立的一千億美元應急儲備基金出資四百一十億美元，該基金將為面臨短期流動性和國際收支壓力的國家提供支持。
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類國際機構，在投票權和份額改革方面一味拖拉，中國此一計劃的推出，就是對此做出的反應。中國急切地想增加它在這些傳統發展銀行中的份額和影響力，但現有股東卻不願減少他們的股權。美國應率先採取行動，協助國際體系中的這些機構，在維持世界所需之穩定的同時，積極變革以適應如中國這類大型新參與者的到來。我們希望中國能進屋裡，而不是待在屋外。如果門是關著的，就很難溝通對話，更不要說合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