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金管會資料，去年前11個月，國內行動支付交易額已破千億元，相較2016年的14.9億元，堪稱是一種「野蠻式成長」，原因不是政府全力投入，而是政府放鬆、少管，某個角度而言，這是一個經濟學上成功的「古典案例」。
根據金管會銀行局公告的資料，去年前11月行動支付交易額1,003億元，是2018年前11月同期的2.4倍（418億元）；拉長時間看，2016年僅14.9億元（當年從3月才開始統計）、2017年為148億元，到了2018年一舉來到478億元，幾乎每年都是以數倍的速度增加；行動支付的普及率也超過5成。
民眾對行動支付近年的飛躍成長、及其帶來的便利性，應該是感觸深刻。從幾年前渾然不知行動支付為何物，到現在從小商家到大賣場、百貨公司，都能使用行動支付，雖然與中國那種「出門只要帶手機免帶錢包」、連乞丐都用行動支付的地步仍有距離，但這幾年的快速成長、且未來前景仍看好，則是無庸懷疑。
而台灣行動支付的快速成長，其實不是政府作了什麼偉大的事、或投資了多少錢，而是政府放鬆、少管，就成就今天局面。或是講得更明確一點，就是政府只作了一件事：訂出法令、讓民間企業可循法上路，如是而已。
在行動支付世紀之前，相較於中國大陸，台灣無疑是金融基礎建設更完善、更先進也更方便─到處是銀行分行、郵局、農漁會，ATM隔幾步就一台領錢方便，信用卡更是普遍到平均每人持有3.9張。
但當行動支付啟動時，台灣因為原有金融基礎建設算是方便，往行動支付發展的動力較小，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保守與阻擋，不論是對行動支付、第三方支付、甚至一般的電子儲值，政府主管單位都是用最嚴格、最保守的態度對待與管制，例如部份已經在經營網路交易代收付業務的企業，還被檢方以違法來起訴或被金管會下令停止業務，悠遊卡曾受限於銀行法而不能作其它支付。
結果就是讓自認科技先進、是矽島的台灣，成為金融科技最落後的國家，根據金管會2016年「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 」的資料，台灣電子支付比率為26％，遠低於鄰近國家南韓77％、香港65％、中國56％和新加坡53％。待覺悟時，政府終於在2015年通過第三方支付的專法，開始鬆綁讓各種電子與行動支付能上路─即使如此，在2016年蘋果的APPLE PAY要來台時，還是一度碰到保守的主管機關反對。
雖然政府這幾年對行動支付是把持鼓勵、支持的態度，甚至宣稱2018年是台灣的「行動支付元年」，但真正讓行動支付爆發成長的，不是政府那些口水，而是政府在建構基本的法令環境後，就不再阻撓業者的創新、發展，業者就把市場作大、衝出亮麗的數量。
最古典的經濟學理論，要求政府訂好法令、作好制度後，其它少管就把一切交給民間即可。台灣行動支付早先的停滯與失敗，及後來的發展與野蠻式成長，大致上可說是驗證了這個古典理論─目前台灣行動支付的前5大業者中，公營行庫聯手推出的「台灣pay」（代表政府實際的投資參與），市占率只有無足輕重的4%多。
台灣智慧手機普遍率早超過9成，使用行動支付的普及率已超過5成，年輕世代的普及率超過6成往7成邁進，即使是55-65歲的族群普及率也到4成，對個人而言，固然主要是享受行動支付的便利性，但對整體國家而言，行動支付的普及，其實是可帶來更多的應用、商業機會、及發展智慧城市等的契機。
台灣行動支付仍算是發展初期，未來的成長可期。政府從行動支付案例中，該體認與學到「放手、少管制」，對產業發展的重要與效益，遠遠高於那些不當的管理、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