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梵外交的議題經常出現在新聞版面上，但國人對於梵蒂岡的印象往往僅限於「世界上最小的國家」、「天主教教宗所在地」或「中華民國唯一的歐洲邦交國」。本文將對此議題做一介紹，並就公開及歷史資料，推演未來的中梵關係走向。
先解釋什麼是大家通稱的梵蒂岡，它本是羅馬城的一座山丘，因為天主教最高行政機構羅馬教廷在此，所以外界通稱教廷為梵蒂岡。教廷對外的正式國名是聖座（Sancta Sedes），各國和教廷建交所派駐的大使，皆稱之為駐聖座大使。
梵蒂岡則為一獨立城市國，但除了限定區域的技術性國際組織，例如萬國郵政聯盟（UPU）、國際電信聯盟（ITU），會由梵蒂岡城國出面成為簽署國之外，和其他主權國家的外交都是和聖座建交，而非和梵蒂岡城國建交。
天主教教宗既是聖座的元首，也是梵蒂岡城國的元首，聖座又兼具主權國家及天主教會總部雙重意義，這種「一套人馬、三塊招牌」的三元性質，正是聖座的特色，也是探討與聖座邦交不可忘記的前提。
聖座雖是全世界最小的國家，地理面積不足一平方公里，但作為全球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說它是個人口十二億以上的大國，一點也不為過。聖座的國家元首教宗，其一言一行更是世所矚目。
從臺北到北京
自1949年國共內戰由國民政府失敗告終，聖座就對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保持高度興趣，但中共以靠攏蘇聯及對抗美國的大方向為主，建政初期的中共內部又發動極左政治運動，不斷打壓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切斷和教廷的聯繫再加以控制，駐華公使黎培里更被驅逐到香港。在臺北方面的中華民國政府及教會人士敦促下，外加英國不願意在英屬香港有一位駐華公使的存在，直到1952年才將駐華使館遷移到臺北來。
1959年，中華民國政府將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我方想藉此做宣傳，但教廷內部意見不一而一波三折。1966年，教廷才宣布將臺北的駐華教廷公使館升格為教廷大使館。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教廷也悄悄地將大使召回，改派代辦駐節臺北至今。
教廷從未放棄與北京建交，數十年來雙方持續私下接觸談判，外傳建交的風聲也從未中斷過，但終究因兩方歧見太深，長年只聞樓梯響。臺北和教廷的邦交，在這樣的局勢當中勉強保存下來，但在教宗方濟各上任後，教廷地對北京釋出善意，建交談判突破的消息也頻繁見諸媒體，其頻率之高史無前例。
近日反對教廷和北京建交者，最為引人矚目的應是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身為天主教會最高位階的樞機主教，卻發表公開信抨擊教廷的外交政策，雖然不算前無古人，但綜觀近代天主教會歷史也實屬罕見。以陳日君樞機位階之高、聲望之隆，卻以公開信方式，意欲從外部施加輿論壓力予教廷，可見已經到了在教會內部求告無門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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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陳日君樞機在信中所說：「現在只有兩位華人樞機，都還未死，也沒有痴呆，我是其中一位，卻不讓我關心中國教會的相關談判。羅馬還有一個華人，看來不太受歡迎，被充軍去關島了。」這證明他被排除於建交談判會議之外了，但身為天主教會的大老，不可能完全沒有管道了解建交談判的進度，如此便能理解他不顧身分、急切炮打中央的言論。
另一方面，香港教區正權主教湯漢樞機則不只一次為文替教廷和北京建交辯護，這在天主教會內極重和諧的狀況來看，已是同一個教區的前後任主教隔空交火的空前力道。湯漢主教升任樞機雖較陳日君主教為晚，但兩人卻是同年同月同日晉牧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在主教資歷上兩人是同輩，而主教任命都是由教宗欽定，若要批評湯漢樞機主教受陳日君樞機主教拔擢卻忘恩負義，並不正確。
邦交不取決於民主
有人主張，教廷不應該和一個沒有民主政府的國家建交，故不可捨棄民主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專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自由和民主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和教廷邦交的最好保障。事實上，教廷從來不認為民主是必要的，因為綜觀天主教歷史，自從打著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大革命起，就是一連串用政治力量意圖毀滅天主教會的開端。
南美的阿根廷，在1946年以民主方式選舉出胡安·裴隆為總統，這位總統在極高的民意支持下當選，他寬容同性戀、推動離婚及性交易合法化等種種不見容於羅馬教廷的政策，相信該國的耶穌會會士豪爾赫·馬里奧·伯格里奧（後來的教宗方濟各）應該對此印象深刻。
現今反對教廷和北京建交的一大重點，在於主教任命權。反對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主教任命被政府控制，有許多主教是非法任命或是低階高任。例如上海教區馬達欽主教，被教廷承認為輔理主教，但愛國會任命他為更高階的助理主教。這些主教沒有被教宗認可，不合天主教法典的都是非法主教，這點完全沒有錯誤，但綜觀歷史，教廷在面對形勢比人強，拳頭沒有人家大的狀況下，對於主教任命權其實很有彈性。
拿破崙在擔任第一執政時，就曾要求法國所有主教辭職，再重新由政府任命為國家派出、具有公務員身分的主教及神父。到了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也是，法國政府可以提出主教人選由教宗任命，但法國政府也曾經自行任命主教，搞到跟教廷斷交過。這種由政府同意人選，再由教宗任命的方式就叫做「法國模式」。現在報端所載的「越南模式」，或冷戰時期東歐各國天主教會所採用的「東歐模式」，都是脫胎自「法國模式」。
冷戰時期，東歐鐵幕後的共產國家也都是採用這套政府提供名單，供教宗圈選的「法國模式」。如果有人說這套模式不對，只會產生出聽命政府的走狗充任主教，那麼該如何評價當初由波蘭共產政府認為沒有反政府言論，看起來應該很可靠的盧布林神學院教授卡洛爾·約瑟夫·沃蒂瓦（後來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以被放在科拉科夫教區輔理主教候選人名單上，供教宗保祿六世圈選這件事呢？
現在批判聖座當年的「東方政策」，認為當初不應和東歐共產集團妥協的說法，只是後見之明，以今日之是批判昨日之是。冷戰時期是蘇聯以華沙公約組織的名義，將數百萬大軍駐紮在東歐，東歐各國以大量特務監控著人民一舉一動的時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能提出面對華沙公約組織入侵的作戰計畫，不過就是以核武將中歐炸成核子廢墟，遲滯華沙公約組織的軍隊晚幾天到達法國濱臨大西洋的比斯開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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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前提下，要求連一個師都沒有的教廷應該悍然號召起身反抗政府，把整個歐洲東部諸國內的千萬教友和教會都陪葬下去，只求避免被指責與無神論政府妥協的罪名，會是更可行的作法嗎？我們可以相信暴政必亡，東歐鐵幕國家的垮台也是一連串暴政必亡的具體實例，但在暴政滅亡或改善前，天主教會還是得在這個政府統治下生存下去，必須要保有教會的組織和保護教友們的安危。
大家都知道，北京政府用天主教愛國會和主教團，控制了境內的天主教地上教會。有一位被視為愛國會嫡系、沒有沾染到海外反中反華毒素、看起來絕對可靠的馬達欽神父，在愛國會主導下當選上海教區的助理主教。然而他在晉牧慶典上卻表示，自己是上海教區的輔理主教，並宣布退出愛國會的運作，自2012年起被官方軟禁至今。
對聖座來說，馬達欽主教事件無疑是一劑強心針。是的，地上教會被官方完全的控制住，依舊不乏有效忠聖座的地上教會神職人員。即使他們從未到羅馬深造、從未被教宗接見，還是堅定地效忠伯多祿宗徒的繼承人。教廷和他們的政府建交，建立一個正常的官方管道，給予他們更多保護，難道不是一個更可行的作法嗎？
宗教自由的天平
很多人認為，與教廷邦交的最堅固基礎，就是中華民國政府確實給予境內所有人民宗教自由，反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只有寫在憲法，還加上不受外國勢力支配的但書。持此立論者，通常也認為聖座不像其他的世俗國家，絕對不會受經濟因素影響，而捨棄與中華民國的邦交。
這裡有一個盲點，聖座的確跟全世界國家不同，它是唯一要命不要錢的國家。對聖座來說，經濟因素並不重要，但絕對在乎信徒的靈魂。中國大陸境內的天主教徒人數眾說紛紜，地上和地下教會人數約在500萬到1200萬，是一般較常見的數字。臺澎金馬人口2300萬，天主教徒約佔1%，那也才23萬人左右。
雖然中華民國現任副總統陳建仁是天主教徒，但並未對天主教會傳教有明顯幫助。在兩方懸殊的數量差異之下，聖座關愛的眼光會投向哪裡，是不言自明的。說白了，與中華民國斷交，也不會導致臺灣地區的天主教徒受到迫害。
有些人則希望聖座能夠採取雙重承認，避免中華民國失去唯一上得了檯面的邦交國，例如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總會長陳正義致函天主教教宗方濟各，表示希望教宗考慮在與中國大陸建交可能性的同時，不要傷害與臺灣的外交關係，期許得到「北京與臺北雙重承認」的模式。
坊間也有認為聖座一旦和中華民國斷交，會無法照顧到在臺灣的天主教徒，這顯然是不了解天主教制度的外行人想出來的說詞。天主教會早在1952年於臺灣地區建立聖統制，迄今已有七個教區，另有一個金馬宗座署理區，由臺北總主教兼任。臺澎金馬地區的教會機構設置齊全，從幼稚園到大學一應俱全，天主教會建立的社福機構，更是承擔了遠超過天主教徒人口比例的社會救助責任。
這些教會機構，無論是教區、修會、學校、社福機構，都已經向中華民國政府以各種型式的法人立案，這些組織在法律上都是中華民國境內的合法法人組織，試問中華民國難道會因為少了一個邦交國，而處罰國內法人機構？天主教設立的社福機構貢獻有目共睹，真要因為外交因素而撤銷其立案，無異於懲罰自己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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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梵外交的前四種可能性
聖座作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向來是以教領政，所有聖座派駐在外的大使和外交代表都是駐在國的宗座代表，他們同時兼有教宗代表和外交使節兩種身分。現在聖座駐中華民國大使館只派遣代辦管理館務，但駐華代辦依舊是宗座代表，也因此聖座的外交較其他國家來的更有彈性、更多變化。本文就此推演未來聖座對中華民國外交的可能作法。
對於未來聖座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走向，首先有以下四種可能性：
聖座在和中華民國斷交後，聖座派遣一位無外交使節頭銜的宗座代表駐節臺北，至於中華民國政府願不願意給予該位宗座代表外交豁免權，將之視為外交使節對待，則是我方政府的自由。這是現今中華民國和無邦交國的主要處理模式。
從歷史上來看，天主教會的主教協助中華民國擴展外交關係已有前例，例如1952年，原南京教區的于斌總主教大力協助中華民國與西班牙復交，即為最著名的事蹟。
聖座派遣一位無外交使節頭銜的宗座代表駐節北京，在臺北則繼續保有大使館。北京宗座代表的外交官身分及權利，視北京方面的意願給予。
如果參考1951年聖座駐華公使黎培里遭北京政府驅逐而暫留英屬香港的前例，聖座派遣的宗座代表駐節香港，或由香港教區主教兼任，也是一個保留彈性的過渡方案。尤其香港主權如今已歸還中國，不再有當年駐華公使駐節英國屬地的尷尬。
其實現時教廷也的確有委派一位名義上駐在第三國的教廷外交官駐節香港，作為北京和教廷之間的傳話人。因此教廷在香港派駐宗座代表是現在式，只是未來可能可以直接賦予駐港名義，不必再以駐第三國外交官的身分作為掩護。
聖座大使駐節北京，對臺北方面則不派遣宗座代表，或任何由聖座直接派出、可能被解讀為外交使節的人員，但維持臺灣地區主教團的獨立運作。畢竟臺灣地區的主教們都有到羅馬述職的機會，可保有和臺北方面的實質溝通管道。
情況類似1949年兩岸分治，駐華公使黎培里留在南京，1951年被驅逐，停留在香港一年，1952年才來到臺灣。在1949年到1952年的這段期間，臺北方面並沒有宗座代表。
聖座在北京設置大使館、在臺北設立領事館，雖然總領事也是外交官，但僅向地方政府交涉。例如英國在1950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維持淡水領事館向臺灣省政府交涉，直到1972年與中共全面建交才撤離。
有此前例，或許設立領事館也是一個可能的作法。但當時的英國駐淡水領事館的存在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對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中華民國也爭取過在臺北設立領事館，不久後就因為北京的抗議而取消。
中梵外交的後三種可能性
在一般國家的外交之外，教廷的三元特性（天主教會總部、主權國家聖座、梵蒂岡城國）導致了教廷和北京的邦交有一個非常大的變數存在，就是天主教徒對教宗的效忠。教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後，國內上千萬天主教徒將可由教廷就近指揮，這對於以維穩為首要目標的北京方面而言，和教廷建交絕非其他國家可比擬。
但教廷關切的是牧靈的權力，尤其是由教宗親自任命主教。其實這也是雖然常有不穩定的風聲傳出，但臺北方面對於教廷的邦交尚能淡然面對的原因。畢竟我們難以想像北京會為了一個沒有經貿利益的國家邦交，甘冒國內有上千萬人成為潛在第五縱隊的危險。
這是一個不對等的談判局面，教廷對建交的渴求遠高於北京，但北京對建交的需求，除了宣告展開對中華民國的外交割喉戰之外，還要冒著損及中國大陸境內穩定的風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他聲援了波蘭的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從而推倒了東歐共產黨國家倒台的第一張骨牌。北京多年來最擔心的，就是內部不穩定危及共產黨統治，這更降低了與教廷建交的急迫性。
所以合理推論下，教廷在與北京的建交談判中，必定要拿出能讓北京滿意的政治利益。而教廷能拿出手、又對北京最大的政治利益，就是足以對國內進行民族主義宣傳的勝利事蹟。在這個前提下，才有以下三種可能性的推論。
教廷以元代的前例，任命一位管理全中國天主教主教的東方宗主教。這位宗主教擁有中國境內所有主教的任命權，先由教廷挑選人選，北京認可後上任，藉此在表面上讓中國天主教主教任命不受境外勢力干涉。
但現在僅有東方禮天主教保有宗主教這個制度，拉丁禮天主教的宗主教僅限於儀式性頭銜。不過，讓教宗以外的人可以合法地任命主教，大概不是今日的教廷所樂見的，這只是一個對歷史抱有浪漫想像的推論。
教廷將臺灣地區主教團、港澳兩教區和中國主教團合併運作，但臺灣七教區的主教和港澳兩教區主教依舊由聖座任命，可使教廷在中國主教團內有可靠、效忠聖座的成員。這類似商業行為中，策略入股後派任部分董事會成員的作法。
畢竟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的英文名稱依舊是「Chinese Regional Bishops' Conference」，也是教廷所承認的中國主教團，這將使北京擁有一個代表涵括陸、港、澳、臺的全中國主教團。在天主教世界中，中國是統一的，這將給北京一個極大的民族主義宣傳材料，作為教廷善意的表示。
可能性七：
比可能性六更進一步，教廷將臺灣、香港、澳門，兩岸三地的九個教區一併歸入北京天主教愛國會的管轄，即使只是名義上的管轄。這不但符合北京一貫聲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政治主張，而且港澳地區已經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臺澎金馬地區，天主教會僅是聽命於教廷的人民團體，雖然是一個極高度政治性的方案，但卻可以解釋成屬於民間宗教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藉而規避臺北方面關於兩岸關係的法律。以教廷的角度來看，此方案施行難度不高，卻是現在北京—教廷的建交談判當中，最能換取北京願意在其他事務上讓步的禮物。
一體兩面的障礙和籌碼
天主教愛國會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直接管轄的政府機構，這將是1949年兩岸分治之後，北京第一次能夠將治權及於臺澎金馬地區的突破性發展，即使只是從形式上來看，對北京也是極好的宣傳材料。
尤其在北京—教廷的外交談判中，教廷比北京更需要政治上的進展，一以保護中國大陸教友、二以獲得傳教自由，即使是程度沒那麼高的傳教自由。畢竟衡諸現實，教廷拿不出任何經濟籌碼向北京交換，所以在兩岸關係上的讓步，來獲取北京的讓利，也是很合理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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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天主教愛國會一直被視為教廷—北京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但在馬達欽主教事件後，已經突顯愛國會僅是靠著政府權力而存在的行政機關，對於天主教會的核心：信仰，並不構成威脅。多年來教廷透過私下管道對此早已了然於胸，而馬達欽主教事件更是一則鐵證。
至於過去引起教廷與北京極大不愉快的非法主教問題，其實不是大問題。非法主教目前僅剩八個人，其他的都得到教宗赦免了。若是雙方的談判完成，北京方面要這些非法主教辭職和退休，也是輕而易舉。這八位非法主教，其實也是北京手上的籌碼，能夠適時地成為給予教廷的善意。
上述可能性的推論，有一個在外交上迴旋的空間。與北京建交的，是主權國家聖座。北京管理的中國主教團，是聽命於天主教最高領導機構教廷的宗教團體，即使統一運作臺、港、澳主教，嚴格來說仍是不同的法人組織，可以分別對待之。若未來真的發生這種狀況，將是臺北方面唯一能夠聊以自慰的說詞。
中華民國不在談判桌上
對於中華民國來說，外交部能拿出來的說詞，不外乎教廷非一般世俗國家、教廷從未主動和邦交國斷交過，以及教宗多次對中華民國表示善意來粉飾太平。
確實，教廷非一般世俗國家，教廷在乎的乃是信徒的靈魂，或者更明白地說，信徒的數量。歷經東正教的大分裂、基督新教的宗教革命，至今天主教教宗仍能在國際上動見觀瞻，靠的就是天主教徒依舊是整個基督宗教二十億信徒中，擁有過半教友的這個份量。
中國大陸擁有十多億尚未信仰基督宗教的人口，這是教廷絕不會放棄在中國大陸傳教事業的最大理由。繼續將大使館設在臺北，絕對不利於教廷在中國大陸的傳教事業，且北京也不會允許由設在臺北的教廷大使，直接指揮境內的上千萬天主教徒。
天主教會是否會促進中國大陸內部的和平演變，讓北京忌憚而不願意建交？最大不同處在於，若望·保祿二世是有史以來第一位波蘭人教宗，波蘭有90%的天主教徒，中國大陸只有1%，這樣的數量無法達成量變造成質變的效應。況且中國大陸現今的經濟狀況，也和當年採用計畫經濟導致民生凋敝的共產波蘭天差地別。
教廷從未和邦交國斷交過則是訛傳。教廷和其前身教皇國領土不大、軍事價值不高，卻具有超然地位，故發生國際戰爭時，交戰國大都不會對其宣戰或是交戰，只求教廷中立即可。然後在法國第三共和時期，政府強迫天主教會要改制成一般法人，天主教會拒絕，政府遂沒收法國教會財產以為懲罰，教廷因此與法國斷交過。
兩岸現況乃是中國尚未結束的內戰延續，在國際法上就是一個國家中有兩個政府，教廷其實只須將承認的中國政府由臺北改成北京，並不算斷交。主管教廷外交事務的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也明白說過，只要和北京完成談判，早上談成，下午就可以將大使館搬到北京了。
若要細數歷任教宗對中華民國表示的善意，當屬1959年輔仁大學在臺復校，教宗若望廿三世捐款10萬美元，教廷也將其視為重建中國教會思想的堡壘。歷任教宗在幾次天災之後的捐款，則是以個人名義捐贈，而且是以人道救災為理由，並沒有特殊的政治意涵。教宗也曾為海燕颱風後的菲律賓捐款和祈禱，這不是很特別的舉動。
與迷你國家建交的機會
綜觀中華民國和梵蒂岡的邦交歷史，教廷向來採取緩步出手、留餘地給人的溫和作法。中華民國若失去梵蒂岡這個邦交國，教廷有可能會提供一些補償，使之反彈不致於太大。而這個補償，或許是一個比梵蒂岡城國更加迷你的國家，馬爾他騎士團。
歐洲由於歷史遺緒和政治因素，有不少袖珍國家存在，而馬爾他騎士團又是其中最小的一個。教廷其實還擁有另一個袖珍國家的主權：安道爾，但安道爾的主權是教廷和法國共享的，而法國絕對不會願意冒著得罪北京的風險而允許安道爾和臺北建交，所以最後且唯一的選擇就是馬爾他騎士團。
馬爾他騎士團全名為「耶路撒冷、羅得島和馬爾他聖約翰主權軍事醫院騎士團」，是因歷史機緣而留存至今的一個迷你國家。這個國家的特色是，所有成員都是天主教徒，成員都有自己本身國籍，不需要憑藉著馬爾他騎士團護照出入境他國。而這個國家完全服從教廷，故教廷安排馬爾他騎士團和中華民國建交可行性極高。
國內一直有一種聲音，認為副總統陳建仁身為天主教的聖墓騎士團騎士及聖大額我略教宗騎士團勳章爵士，理應跟教廷高層關係良好，能為我國維持與教廷的邦交。這其實是一種對教廷權力架構的誤解，教廷的權力核心向來都由男性神職人員（主教及神父）獨佔，平信徒在其中並無置喙的餘地。
騎士及爵士這些勳爵組成的團體，可視為天主教內的高級聯誼會，而且人數眾多，例如聖墓騎士團在全球就有兩萬三千名成員。真的能夠影響教廷決策者，僅有身為樞機主教的總團長一人而已，而總團長的影響力還得視其在教廷高層的資歷和人脈。故以為僅靠一位騎士就能影響教廷決策，只是一種自我安慰的想像。
冷戰的遺產終會消逝
中華民國和梵蒂岡的邦交，其實早在國民政府遷臺後，就已經岌岌可危。邦交能夠存續這麼多年，依靠的更多是冷戰時期的大環境、北京方面的意識型態、不同部門的多頭馬車指揮。前兩任教宗皆是生於戰間期、成長於二次大戰，壯年時期經歷冷戰對抗共產陣營的無神論爭戰當中，對共產黨政權有深刻的不信任感。
但今天北京和教廷都已經替換成不同世代的領導人，兩方最強力對抗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現在應該會以更有彈性及更務實的方式來達成協議。更別說臺灣地區主教團的主教們，從未被告知北京和教廷的建交談判過程，臺北方面也只能被動回應和等待。
*作者黃士修為核能流言終結者創辦人； 邱秉正為台灣俄羅斯僑民歷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