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公約國際審查》台灣獨創「在地審查」模式 國際專家來台曾遭中國關切

第2屆唐獎法治獎得主、曾任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高級專員的加拿大前大法官阿爾布爾（Louise Arbour）去年在台灣演講時說，台灣雖被排除在聯合國外，但不能阻止台灣提出有利全球的倡議，她以台灣自創的《兩公約》國際審查為例鼓勵台灣，雖然沒有加入聯合國，能做的事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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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參與聯合國審查 就把聯合國模式搬到台灣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的締約國有義務定期向聯合國設立的獨立專家委員會遞交國家報告，並派代表到日內瓦向審查委員說明並接受詢問，各國的非政府組織（NGO）可在審查會外向專家遊說他們關切的議題，或列席審查會旁聽。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不僅簽署文件無法存放聯合國，也無法參與聯合國的國家報告審查。

在2009年創立「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人約盟）的前台權會會長黃文雄，為監督政府履行公約，仿照聯合國模式，長期倡議台灣建立《兩公約》國際審查制度，從審查形式、規格到秘書處的安排，都盡量向聯合國模式看齊，可以說是把聯合國的審查機制搬到台灣，而因地利之便，不僅行政、司法、監察、考試等院的相關首長都會出席接受國際專家詢問，NGO代表也能與會。

「在地審查」擴大台灣NGO參與空間 其他國家NGO羨慕

將在本月16日至20日舉行的《兩公約第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由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主辦，法務部法制司是秘書處。這個審查制度並未法制化，《兩公約施行法》僅簡單提到「政府應依《兩公約》規定，建立人權報告制度」。因為前政府任內設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是黑機關，秘書處的7人小組在2016年上半年籌辦審查會時還曾擔心，新政府會不會不接受這種形式的國際審查。

也是7人小組成員的人約盟執行長黃怡碧指出，除了《兩公約》，台灣也簽署聯合國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及《兒童權利公約》（CRC），今年11月也將舉行CRPD、CRC的國家報告審查，至今都是因為有人約盟一再督促法務部與總統府舉辦審查，審查形式才慢慢形成慣例，「我們希望推動公約國際審查的制度化」，讓審查制度獲得鞏固。

人權專家、政府代表與NGO直接對話 比聯合國模式更深入

據了解，目前已有泰國的國際特赦組織、總部設於東京的Human Rights Now、知名美國投資家索羅斯（George Soros）創辦的慈善機構「開放社會基金會」（OSF）、集合東協國家性別運動者的組織「Southeast Asia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Caucus」（ASEAN SOGIE Caucus）確定與會。

呂文忠坦言，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UNHRC）因屬聯合國機構，來台的可能性不高。

多位國際專家2013年行前曾受中國關切

在邀請審查委員方面，呂文忠指出，這次審查有10位國際專家受邀，其中有7位參與2013年的審查。據了解，上次訪台的國際專家中，有多人曾經私下與我國的NGO代表聊到，他們行前曾受中國關切，北京當局直接找上他們，或透過他們的政府轉達，希望他們不要到台灣來，但並未阻撓成功；中國這次是否會試圖干擾國家審查專家來台，仍待觀察。

事實上，知情人士指出，2013年來台擔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審查委員的紐約大學法學院及人權與全球正義中心教授奧斯頓（Philip Alston），今年就因他擔任聯合國赤貧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因身份因素而不便來台。

雖然台灣的審查模式盡量做到符合聯合國的標準，仍不免有所缺憾。黃怡碧舉例指出，聯合國每個委員會的審查委員是由公約締約國選出至少18名專家組成，台灣則由NGO推薦，再由法務部7人小組決定，受邀的兩公約審查委員各自有5名，人數較少，審查委員的決定過程也較不透明。

缺憾：審查委員無法進行國家訪視

另外，黃怡碧指出，聯合國模式的審查委員除審查國家報告之外，該國若有人權受侵害，他們可到各國進行國家訪視（country visit），但在台灣，審查委員除審查外沒有其他的職權，過去幾年台灣執行死刑、發生太陽花運動時，委員們都很關心，但沒有可以發揮的角色。

法務部這次也邀請外國駐台機構代表觀摩審查會；另據瞭解，在歐盟駐台代表處的支持下，3名審查委員在審查會後將就審查委員提出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與法官、檢察官舉辦培訓工作坊，增進司法人員對《兩公約》的了解。

黃怡碧指出，《兩公約施行法》規定，政府的施政，包括行政、立法及司法，應符合兩公約，不符合者都要修改；《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也公約優先適用的原則，這是立法上的進步，但法院不見得有這樣的認識，「我們也希望能促進司法體系積極適用公約，作為審判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