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經濟目前依靠蓬勃的博彩業支持，但這種單一化的結構多年來都引來批評。當地政府和北京政府之前已經多次聲言要把產業多樣化，包括把當地發展成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聯繫平台、擴大旅遊業等等，但始終無法取代博彩業的地位。
分析質疑，建立一個能夠吸引國際投資者的股票市場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事情，這種「遠水」不能撲滅澳門產業單一化的「近火」。
天馬行空的概念
有關澳門建立股票交易所的消息最早在10月傳出。中國官方《新華社》當時引述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局長何曉軍指，有關澳門證劵交易所方案已經呈報中央。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之後澄清說，沒有向中國中央政府提交相關計劃，但透露已聘請一家機構，研究在澳門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認為，把澳門發展成金融中心這個話題肯定可以幫助，但當地沒有相關的法例規管金融產品，也缺乏金融人才。他說這是可以做到的，只是政府需要著手處理相關的法律和人才問題。
他又認為，人才方面可以從外地引入，但之後能否為澳門本地年青人提供在職培訓，讓他們可以在金融業發展，這也需要處理。
「概念是有的，但這些一連串的規劃、硬件、法律制度等的培訓和引入，基本上仍然沒有討論，從這角度來說仍然是紙上談兵。」
安德思資產管理公司董事總經理陸修泉（Brock Silvers）形容，把澳門打造成金融中心的計劃似乎是「天馬行空」。他接受BBC中文訪問時指出，香港能夠成為一個成功的金融中心，除了因為鄰近中國，還是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個以美元為基礎的經濟體，法例制度也沿用主權移交前的普通法，也坐擁豐厚的投資資本，「這些都是澳門沒有的東西」。
「利用比較聽話的澳門來取代麻煩的香港，這個主意在理論上不錯，但最少在短期內比較難實行。」
「分贓」模式的管治
澳門治權1999年移交給中國後，與香港一樣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有高度自治權，發行自己的貨幣，也是一個獨立關稅區。美國在1999年通過《澳門關係法》，在貿易讓澳門享受比中國大陸優厚的政策。
澳門和香港都曾經歷西方國家殖民統治，也先後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因此外界經常將兩者比較。兩地也面對許多類似的問題，例如青年人的向上發展空間有限、無法負擔當地高昂的樓價等。
雙方最大的分別是澳門社會環境被視為比香港穩定。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早前盛讚澳門全面實施《基本法》的各項規定，包括按照第23條的要求制定國家安全法，被視為對香港的批評。澳門慶祝治權移交20週年之際，隔鄰的香港仍然受當地《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示威浪潮困擾。
評論普遍認為，這種分別除了歷史原因，還有因為澳門政府有豐厚的稅收，令它可以自2008年每年向當地居民派發現金。特首崔世安早前宣佈，澳門永久居民每人可以透過今年的「現金分享計劃」，獲發一萬澳門元（約合1244美元），非永久居民也可以獲發每人6000澳門元。
這種豐厚公共收入主要依靠博彩稅支持，被批評過份依賴這行業，令經濟不穩定。政府數字顯示，2018年博彩業佔當地國民生產總值（GDP）約50%，而排第二的地產只佔約9.5%。同年澳門政府總收入約1,342億澳門元（約合167.16億美元），當中賭場繳交的博彩稅佔近80%。
澳門在2014至2016年的博彩稅收入下跌38.3%，連帶政府總收入也下跌約34.4%。當時有分析人士認為，博彩稅下跌是因為中國中央政府加強打擊官員腐敗，令當地賭場生意下跌。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形容澳門政府以一種「分贓」的模式管治澳門。「政府不能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的時候就會派錢，像一種『止痛餅』，讓市民覺得舒服一點，但很多社會問題其實都沒有解決。」
余永逸認為，當環球經濟疲弱時，政府可以透過緊縮政策、或利用過去的財政儲備維持支出，但如果疲弱經濟持續一段長時間，「而澳門政府沒有足夠資源去維持市民的期望，市民就會希望政府在管治上作出真正改善，就會對政府有很大壓力。」
零碎的發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到訪澳門時提出，要「加強與完善澳門博彩業的監管，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被視為要求當地政府把經濟多樣化發展。
澳門政府之後先後提出多項博彩業以外的發展建議，包括把當地打造成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的服務平台，同時發展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政策稱為「一中心一平台」），但至今仍然無法取代博彩業支撐當地經濟的角色。
余永逸認為，當地政府在推動部份產業時沒有提供相關配套，令它們無法發展。
他舉例說， 澳門政府曾經要提出發展會展業，但過去10年仍然無法取得明顯發展。他認為這除了是因為缺乏相關人才，政府也沒有規劃設施，目前最主要只有私人擁有的威尼斯人酒店是當地規模最大的展覽場地。
「所以說，澳門的行業很多，但真實有規劃、發展的就很零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