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客名嘴」羅友志11月30日於臉書上透露，一位「主委」在一次記者會上，當著全場記者對他說：「人家都請你吃兩次飯了，你還罵他？」他立刻回答，「羅友志只值兩餐飯嗎？」這真是大哉問，一針見血，大概會觸動不少名嘴的神經，心有戚戚。
羅友志反問，關鍵不在「主委」和請吃飯的人是誰，而是對方有眼不識泰山，不知他是何方神聖。在日常生活中，請客吃飯，人之常情，不值得大張旗鼓。在政治圈，跟某某人吃了幾次飯，也不過是台語口頭上「食飽未」的具體行為，並非見不得人的顯規則。
深一層看，羅友志質疑的是一種潛規則，涉及政治人物與記者吃飯或杯觥交錯的意涵。簡單說，前者預期什麽？後者又該如何回報？兩者如果等值，最好是吃人一口，還人一斗，政客與記者摇身一變，成為難兄難弟或姐妹淘，賓主盡歡。共生關係一旦形成，相濡以沫，利益盡在其中，自不在話下。
從台灣戒嚴時期到目前，記者而優，則仕，何嘗不是學而優則仕的翻版，由早期的吳敦義到近期的桃園市議員黄敬平，他們都是中國國民黨推薦從政。狗不咬主人，看門狗自不例外。在台灣，野狗到處可見，新聞界的看門狗也满街跑，至少常在電視上摇頭擺尾。
羅友志當然不只值兩餐嗟來之食，其實，台灣跟他一樣的名嘴或名筆，CP值（功能與價格）都超過兩餐飯的份量。至於他們一斤要多少錢，大概很難有定價。吃人嘴軟，酒足飯飽後，一般人說起話來，難免跟主人一鼻孔出氣。有些名嘴/名筆也相去不遠，在親中媒體上，為特定政黨辯護，卻以「無黨籍」標示身份，恐怕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在台灣，所謂名嘴/名筆，算得上是美國的pundit（專家），大多都當過多年新聞記者（資深媒體人）。基本上，他們不再是美國的journalist（新聞記者）， 開口閉口，依據的很少是第一手消息，幾乎全是網路的二手資料（看手機或平板電腦侃侃而談），或根據已知，捕風捉影（以「據了解」，掩飾想當然爾的意見），推斷未知，節目過後往往不見下文，少了反思批判。
不論名嘴或名筆，本身就是一個品牌，有名斯有財，反之亦然。他們當然不會公開反思，更不可能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言而無信，誰還聽他們口沫横飛？他們販賣的是商業言論，保鮮期很短，賞味期一過，概不負責。
意見，没有對錯（除非是高壓下定於一尊的「標準」答案），只有好壊（見人所未見或逞口舌之快）。新聞，針對的則是事實，存在與否，黑白分明，不能指鹿為馬。不論是新聞或意見，在第一時間内的查證與批判性思考，都不可或缺。先發制人，頂多是笨鳥先飛，終究不如蒼鷹，眼明手挗。
因為是種想像和思考創作，犀利或一新耳目的見解有時足以引人深思，帶動社會風潮，名嘴/名筆而成為意見領袖，或許可以在市場上待價而沽，論斤秤兩。新聞不能無中生有，更有時間緊迫性，記者無法兜售於街市。比起意見，新聞既非奇貨可居（獨家醜聞是另外一回事），也就不太可能在黑市或暗室交易。
名嘴/名筆有價，一個比較現實又極富争議的具體例子，牽涉黄光芹與韓國瑜和李佳芬夫婦，他們為了150萬版税誰屬，反目成仇。塵埃落定，徒留一個引人入勝的公案：如果李佳芬不貪圖蠅頭小利（畢竟她家的砂石廠曾日進斗金），黄光芹是否還會對韓國瑜窮追猛打？
記者和名嘴都是人，也要在柴米油鹽中打滾，雖然不事物質生産，本身不是垃圾，更不會是台北市長柯文哲口中的藍緑垃圾。從2020年總統大選看，各種不負責任的新聞和言論满天飛，不可否認，記者和名嘴都製造了不少話語垃圾，更糟糕的是以「你儂我儂」的共生遊戱規則，替權貴和財勢包裝政治垃圾。
在演藝圈，如果潛規則是以身材和美貌，做為起跳價碼的底線，在政論場域，名嘴的身價大概是經歷和口才，最好有固定地盤，還要伶牙利嘴，即使信口雌黄，也得大氣不喘，姿態悠雅。從現有枱面看，能符合這些條件的男女名嘴不多，也難怪少數名嘴不斷趕場，像走馬燈，這方唱罷，彼方登台。
在2020年總統大選期間，中國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市長不斷指控台灣有「黑韓産業鏈」，而且以新聞行業為首，包括寄生的名嘴/名筆。任何行業要構成産業，至少得有市場，由生産到消費，從批發到零售，環環相扣。如果新聞界有「黑韓工廠」，不論是老闆或第一線記者，他們成天念兹在兹的，不外如何研磨墨汁，隨時隨地往韓國瑜身上潑墨。
這種指控兹事體大，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演藝圈的價碼即使有一本花名册，可能如人飮水。就算新聞界有政治人物欽點的御筆或喉舌，大概也是市場交易的不成文規定，或者由法律定奪（政客告名嘴的誹謗代價），没人能自抬身價或漫天要價。殺過幾年猪，就想當獸醫，豈止荒誕，簡直不知好歹。
從記者到名嘴，他們加入新聞行業，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在意見的自由市場裏，來去自如。就身份認同來說，他們若非台灣人，就是中華民國人（有些會堅稱自己是中國人），台灣是安身立命的地方。一樣米養百種人，他們先是自由人，然後才是記者/名嘴。自由人做自由事（包括作踐自己），更何况台灣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一個自由社會的最起碼特徵，美國諾貝爾經濟學得主Milton Friedman在經典著作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中指出，只要基於勸誘或說服，而非武力或其它恐嚇方式，任何個人都可以公開提倡，並宣傳社會結構的激進改變（例如台灣統一在中國共產黨獨裁體制之下），就算自己最終可能因現有政治制度被取代，而斷送自由，也不應受他人干涉，個人必須爲言論自由承擔終極後果。
在海峽兩岸關係日趨緊張的局面下，台灣的記者/名嘴如果錯把馮京當馬凉（誤以為中國記者跟台灣記者没什麽兩樣），利用新聞和言論自由，服務於中國的政經利益，即使師出有名，難免降格以求，又合理化中共主宰媒體的不合理操作。看門狗被馴服成哈巴狗，甚至異化為走狗，無疑是台灣新聞界的悲劇
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看來，他們不但缺乏信仰倫理，更不知責任倫理為何物。前者，讓他們無法明辨，中共高於一切，對人性和人權的無形摧殘；後者，讓他們無法直視，民族壓制民主，對台灣生活方式與人民生命的有形傷害。台灣自由民主化的弔詭，莫此為甚，也是新聞界難以超越黨派色彩的主要原因。
這種「唯黨是從」或「吾黨所宗」的偏差，多少也出現在2019年卓越新聞獎的參賽作品中，顯得格格不入。如果看門狗無法以超然的新聞報導與評論，批判牆頭草政客（如邱毅、吳斯懐與葉毓蘭等）的無知、無理與無耻，反而沆瀣一氣，劣幣難免驅逐良幣，推到極致，新聞界互相比爛，又向下沈淪。從台灣到美國，上自老闆，下至記者，媒體與邪惡的距離，不過一步之遙。
卓越新聞獎於2002年設立，2019年邁入第18年，比起100多年的美國普立茲新聞獎（1917年創立），18年不算長。路遙知馬力，純粹從里程來說，前者才起步，後者已經行了萬里路，兩者恐怕難以並駕齊驅。不論量或質，台灣新聞界還有很長一段路可走。
新聞行業不是製造業，而是服務業，以服務人民當家和社會正義為志業。新聞與評論的好壊，除了彰顯記者個人的倫理執著，更檢驗新聞界的有所為與有所不為。過去一年，台灣新聞媒體與記者個人，由於意識形態的干擾，尤其是2020年的總統大選，在報導和評論上，顯得非左即右，為特定的政治立場和商業目的，劍拔弩張，韃伐之聲不絕於耳。
在這種情况下，台灣新聞界偏離「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典範，已是不争的事實。從2001年香港《壹週刊》進入市場後，台灣媒體生態已發生巨大變化，狗仔文化當道。因為營利導向，有些媒體、記者和名嘴已不在乎新聞及評論的社會使命與品質良窳。換句話說，並非所有的媒體與記者，都會向卓越新聞的掌聲和人民的噓聲低頭。
不管是理論或操作，民主國家的一個基本共識是，新聞媒體是社會公器。不幸的是，在台灣，新聞媒體已不敵社交媒體，更何况人人可以是公民記者，個個是狗仔，新聞已真假難分，意見满天飛，名嘴横行於新聞與意見的模糊場域，語不驚人死不休，唯恐天下不亂。
一百年後，不論以什麽形式屹立，只要台灣還保有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卓越新聞獎應會照樣頒發，後人也許會回顧今人的所做所為，特别是有關2020年總統大選的報導與評論。千里始於足下，這一代對新聞報導與評論的獨立自主，以及操作倫理的堅持，無疑是未來世代台灣民主社會持續與否的一個重要起步。
畢竟，台灣再自由民主，也强不過媒體在新聞報導與評論上，任意踐踏真理和正義；公民社會再獨立自主，也勝不過媒體向强權與財勢屈膝。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本文部分根據2019年卓越新聞奬評審團主席的話改寫，無關卓越新聞奬基金會與22位評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