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就是在質疑他的整個人生:《我的青春,在台灣》選摘(1)

2019-10-30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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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本「解嚴的個人史」。而故事的主角傅榆,又是一位敏感、內向,不斷在人我的視角之間進行自我反思的回憶者─正因為她是這樣的內省者,才能把成長過程中許多細微的感受,陳述得如此纖毫畢現。

霍格華茲魔法學院

拍完《大家一起照鏡子》之後,我去一些校園影展巡迴放映,有的學生看起來對影片主題特別有興趣,我就留下他們的資料。在某些放映場合也有觀眾建議我,可以延伸這個主題繼續拍。因為《大家一起照鏡子》講述的是上一輩的藍綠對話,我自己也已經下了結論,認為上一輩的政治傾向跟人生經歷扣連太緊,所以很難撼動,既然這樣,是否就先不要再管上一輩,去認真觀察看看現在的年輕人?比我還年輕的年輕人就快要有投票權了,他們在想什麼?他們心中還有強烈的藍綠之別嗎?這些是我很好奇的事情。觀眾的回饋讓我動念想拍《藍綠對話實驗室》,找不同政治傾向的年輕人們,定期聚在一個空間裡,聊聊彼此對政治的看法。

所以我鎖定不同傾向的首投族,而且他們都要對「藍綠」有感覺。

研究所畢業不久,我在中州技術學院兼一門大一的田野調查課,接觸到一批大一學生。他們很少人有政治方面的意識,但我還是設計了一份問卷,理解他們的家庭背景、對藍綠的看法。我對他們說,這也是田野調查的一種,你要去拍任何東西之前,一定要先了解你的對象,不管是用訪談的,或是做問卷。我藉著向他們示範問卷的內容與格式,也了解他們,從問卷裡面尋找可能拍攝的對象。加上之前座談中遇到的年輕人,總共大約八位,我就這麼就開始了《藍綠對話實驗室》第一次的談話。

藍綠矛盾的癥結是來自「對過去歷史的詮釋」

談話進行到第三次,我就發現,糟糕了,整個討論一直在鬼打牆。因為參與者都很年輕,對藍綠只有粗略的印象,而且可能還是來自父母,不是歷經自己思索認識而來的。當然也不一定所有人的立場都來自於爸媽,我首先遇到的兩位同學Sample(盛莆)與裕平,就是立場和自己的爸媽相反。裕平會和爸媽相反,是因為小時候的朋友都來自外省家庭,他常和朋友一起玩,不喜歡家裡,所以會接收政治光譜偏藍的價值觀,自己本身的意見很有限,只是單純的好惡而已。Sample 比較關注社會議題,曾到過國光石化、反核等抗爭行動的現場,但是對藍綠之間的癥結還沒有深入思考。隨著歷次的討論,她終於慢慢察覺藍綠矛盾的癥結是來自「對過去歷史的詮釋」,但是她對過去的台灣歷史,和什麼是轉型正義,也沒有更深入的了解。還有一位政治光譜偏綠的阿彭,對過去的歷史所知有限,也不知道要怎麼向其他人闡述歷史為什麼重要。如果大家對藍綠都停留在表面的分別,沒有更深入思考自己支持或反對的理由,討的時候就會陷入無解的迴圈。

為了增加談話的深度,第三次討論的時候,我播放了其中一位成員岱穎的媽媽的訪談─岱穎媽媽的父親在戒嚴時期幾度被情治單位抓走,岱穎媽媽因而常常流離失所,甚至於當她想要念書受教育,卻因為政治犯家庭的背景而失去機會─我想讓大家從這種親身經歷去看白色恐怖對人的影響。

大家看完之後,被故事觸動的人覺得這段過去很重要,對台灣的影響很深遠,表示想要很誠心地去了解更多過去沒有機會知道的歷史。但是也有看法截然不同的一方:「這不是已經過去了嗎?為什麼要討論這個?現在的國民黨還能做什麼?」如果討論一直停留在這個程度,沒有任何一方的人能開啟說服另一方人的過程,進而發展出一點點最初步的共識,對話成效會很有限。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由於當時我和CNEX[1]合作,組織裡有個外聘的導演當我的監製,同時也是我的第一個老闆賀照緹導演,她平常比較關注台灣公民社會。她建議我,可以找熱衷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會真的去閱讀一些歷史書籍或資料,也比較可能有自己的思考與想法。

這個提議對我來說很不容易。因為,當時的我對社會運動仍然懷有恐懼。

「當時的我對社會運動仍然懷有恐懼」

二○○八年,馬英九當選總統,開始加速和對岸的官方交流。那年的年底,對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問台灣,所到之處有民眾抗議,於是發生了警民衝突。一群學術界教授、社運人士和學生為了抗議警方的作法,展開靜坐抗議和示威遊行,這就是「野草莓運動」。野草莓運動發生時,我剛拍完《大家一起照鏡子》,政治觀念已經比較鬆動,變得和爸媽不完全一樣了,也開始認識許多和我不完全相同立場的人。我已經很浮面地走上過幾次街頭,像是反核、樂生大遊行,但沒有真正投入到運動裡面。當我到了野草莓運動的現場,也不認為自己可以跟他們站在一起,我最內在的核心、我的血液還無法那麼快地發生質變。我總覺得我知道得不夠多。對於親身投入一場運動,我有所保留。

在野草莓運動時,我看到抗議者們是用憤怒的情緒、嘲諷的方式在表達意見。他們表現出一種自以為是的正義,使我對他們的主張與情緒感到很疏離。我自認不是沒有正義感的人,也覺得我應該能夠判斷是非對錯,但在當場,我就是有一種無法融入的扞格感。除了學生的靜坐外,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在別處帶領一場抗爭,我也去了現場,但那裡勾起的又是另一種刻板印象。在民進黨的抗爭場合裡,好像大家都講台語。因為小時候被排擠的記憶,讓我對講台語的群體有種本能的害怕,不自覺地把這個語言與排擠劃上等號。我很難覺得自己是他們的一份子。

在這樣的心理限制下,我不知道該怎麼開口邀請參與社運的學生加入我們的討論,我非常擔心他們不喜歡我、不接受被我拍攝。但很幸運地,我剛好在這時看到蔡崇隆老師的臉書上轉發了一則陳為廷的貼文。陳為廷和幾個朋友一起上街聲援中國茉莉花革命,蔡崇隆老師對此寫了一則感想,大意是說很羨慕現在的年輕人,這麼早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接觸政治。我覺得很好奇,順藤摸瓜,點進陳為廷的臉書,發現這個人雖然熱衷社會運動,立場卻很有開放性。他的臉書寫著:「我是陳為廷,我主張台灣獨立。」雖然立場鮮明、有本土意識,但另一方面,他又在關心中國的茉莉花革命,這在我當時的刻板印象裡是很少見的─即使到現在,我仍然常會聽到主張台獨、本土意識較強的人說,中國發生的事情就是外國的事情,像是紀念六四活動,不需要是由台灣人主動發起。我猜想陳為廷不是民族主義先行的人,至少他雖然台獨,卻不排斥認識中國、和中國對話,這應該就是我要找的人了。

「妳不覺得很像《哈利波特》的霍格華茲嗎?」

於是我鼓起勇氣寫訊息給他,說明自己想要找像他這樣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來對話,因為我很少認識這樣的人。結果他居然很友善,秒回答應,還說可以介紹一拖拉庫這樣的人給我。我當下鬆了一口氣,好像也沒有我想像的那麼恐怖嘛?

他當時就讀清華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系。我去他們宿舍「實齋」的交誼廳和他見面,裡頭人來人往,同學們在那裡聊天或是討論課業,我對那種氛圍感到很羨慕。他也覺得學校滿好的,他說,妳不覺得很像《哈利波特》的霍格華茲嗎?大家一起上課,住在同一個宿舍,然後一起在公共休息室度過課餘時間。

當時是二○一一年,正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同時也是清大建校百年,馬英九和王力宏在清大舉行一場座談。陳為廷和一夥人聊到:「幾天後馬英九要來欸,我們去向他抗議!」很自然地在交誼廳呼朋引伴了起來。我一面羨慕,一面注意到他們一夥人都很有趣,講話也很好笑。認識了陳為廷,我才真的開啟對社會運動的好奇。

那時候我只想著要拍《藍綠對話實驗室》,但事後回想,這應該也是我拍《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緣起。

[1] 一個非營利性質的民間文創組織,由兩岸三地熱愛紀錄片的人士組成,目前由北京國際交流協會、台灣蔣見美教授文教基金會、香港CNEX 基金會共同推動。
《我的青春,在台灣》(衛城出版)
《我的青春,在台灣》(衛城出版)

作者傅榆從事獨立紀錄片工作,第55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我的青春,在台灣》(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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