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就是在質疑他的整個人生：《我的青春，在台灣》選摘（1）

編輯的話：《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本「解嚴的個人史」。而故事的主角傅榆，又是一位敏感、內向，不斷在人我的視角之間進行自我反思的回憶者─正因為她是這樣的內省者，才能把成長過程中許多細微的感受，陳述得如此纖毫畢現。

霍格華茲魔法學院

拍完《大家一起照鏡子》之後，我去一些校園影展巡迴放映，有的學生看起來對影片主題特別有興趣，我就留下他們的資料。在某些放映場合也有觀眾建議我，可以延伸這個主題繼續拍。因為《大家一起照鏡子》講述的是上一輩的藍綠對話，我自己也已經下了結論，認為上一輩的政治傾向跟人生經歷扣連太緊，所以很難撼動，既然這樣，是否就先不要再管上一輩，去認真觀察看看現在的年輕人？比我還年輕的年輕人就快要有投票權了，他們在想什麼？他們心中還有強烈的藍綠之別嗎？這些是我很好奇的事情。觀眾的回饋讓我動念想拍《藍綠對話實驗室》，找不同政治傾向的年輕人們，定期聚在一個空間裡，聊聊彼此對政治的看法。

所以我鎖定不同傾向的首投族，而且他們都要對「藍綠」有感覺。

研究所畢業不久，我在中州技術學院兼一門大一的田野調查課，接觸到一批大一學生。他們很少人有政治方面的意識，但我還是設計了一份問卷，理解他們的家庭背景、對藍綠的看法。我對他們說，這也是田野調查的一種，你要去拍任何東西之前，一定要先了解你的對象，不管是用訪談的，或是做問卷。我藉著向他們示範問卷的內容與格式，也了解他們，從問卷裡面尋找可能拍攝的對象。加上之前座談中遇到的年輕人，總共大約八位，我就這麼就開始了《藍綠對話實驗室》第一次的談話。

藍綠矛盾的癥結是來自「對過去歷史的詮釋」

談話進行到第三次，我就發現，糟糕了，整個討論一直在鬼打牆。因為參與者都很年輕，對藍綠只有粗略的印象，而且可能還是來自父母，不是歷經自己思索認識而來的。當然也不一定所有人的立場都來自於爸媽，我首先遇到的兩位同學Sample（盛莆）與裕平，就是立場和自己的爸媽相反。裕平會和爸媽相反，是因為小時候的朋友都來自外省家庭，他常和朋友一起玩，不喜歡家裡，所以會接收政治光譜偏藍的價值觀，自己本身的意見很有限，只是單純的好惡而已。Sample 比較關注社會議題，曾到過國光石化、反核等抗爭行動的現場，但是對藍綠之間的癥結還沒有深入思考。隨著歷次的討論，她終於慢慢察覺藍綠矛盾的癥結是來自「對過去歷史的詮釋」，但是她對過去的台灣歷史，和什麼是轉型正義，也沒有更深入的了解。還有一位政治光譜偏綠的阿彭，對過去的歷史所知有限，也不知道要怎麼向其他人闡述歷史為什麼重要。如果大家對藍綠都停留在表面的分別，沒有更深入思考自己支持或反對的理由，討的時候就會陷入無解的迴圈。 （相關報導： 新新聞》專訪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鏡頭下的青春與國族認同 ｜ 更多文章 ）

為了增加談話的深度，第三次討論的時候，我播放了其中一位成員岱穎的媽媽的訪談─岱穎媽媽的父親在戒嚴時期幾度被情治單位抓走，岱穎媽媽因而常常流離失所，甚至於當她想要念書受教育，卻因為政治犯家庭的背景而失去機會─我想讓大家從這種親身經歷去看白色恐怖對人的影響。

大家看完之後，被故事觸動的人覺得這段過去很重要，對台灣的影響很深遠，表示想要很誠心地去了解更多過去沒有機會知道的歷史。但是也有看法截然不同的一方：「這不是已經過去了嗎？為什麼要討論這個？現在的國民黨還能做什麼？」如果討論一直停留在這個程度，沒有任何一方的人能開啟說服另一方人的過程，進而發展出一點點最初步的共識，對話成效會很有限。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由於當時我和CNEX^[1]合作，組織裡有個外聘的導演當我的監製，同時也是我的第一個老闆賀照緹導演，她平常比較關注台灣公民社會。她建議我，可以找熱衷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會真的去閱讀一些歷史書籍或資料，也比較可能有自己的思考與想法。

這個提議對我來說很不容易。因為，當時的我對社會運動仍然懷有恐懼。

「當時的我對社會運動仍然懷有恐懼」

二○○八年，馬英九當選總統，開始加速和對岸的官方交流。那年的年底，對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問台灣，所到之處有民眾抗議，於是發生了警民衝突。一群學術界教授、社運人士和學生為了抗議警方的作法，展開靜坐抗議和示威遊行，這就是「野草莓運動」。野草莓運動發生時，我剛拍完《大家一起照鏡子》，政治觀念已經比較鬆動，變得和爸媽不完全一樣了，也開始認識許多和我不完全相同立場的人。我已經很浮面地走上過幾次街頭，像是反核、樂生大遊行，但沒有真正投入到運動裡面。當我到了野草莓運動的現場，也不認為自己可以跟他們站在一起，我最內在的核心、我的血液還無法那麼快地發生質變。我總覺得我知道得不夠多。對於親身投入一場運動，我有所保留。

在野草莓運動時，我看到抗議者們是用憤怒的情緒、嘲諷的方式在表達意見。他們表現出一種自以為是的正義，使我對他們的主張與情緒感到很疏離。我自認不是沒有正義感的人，也覺得我應該能夠判斷是非對錯，但在當場，我就是有一種無法融入的扞格感。除了學生的靜坐外，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在別處帶領一場抗爭，我也去了現場，但那裡勾起的又是另一種刻板印象。在民進黨的抗爭場合裡，好像大家都講台語。因為小時候被排擠的記憶，讓我對講台語的群體有種本能的害怕，不自覺地把這個語言與排擠劃上等號。我很難覺得自己是他們的一份子。 （相關報導： 新新聞》專訪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鏡頭下的青春與國族認同 ｜ 更多文章 ）

在這樣的心理限制下，我不知道該怎麼開口邀請參與社運的學生加入我們的討論，我非常擔心他們不喜歡我、不接受被我拍攝。但很幸運地，我剛好在這時看到蔡崇隆老師的臉書上轉發了一則陳為廷的貼文。陳為廷和幾個朋友一起上街聲援中國茉莉花革命，蔡崇隆老師對此寫了一則感想，大意是說很羨慕現在的年輕人，這麼早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接觸政治。我覺得很好奇，順藤摸瓜，點進陳為廷的臉書，發現這個人雖然熱衷社會運動，立場卻很有開放性。他的臉書寫著：「我是陳為廷，我主張台灣獨立。」雖然立場鮮明、有本土意識，但另一方面，他又在關心中國的茉莉花革命，這在我當時的刻板印象裡是很少見的─即使到現在，我仍然常會聽到主張台獨、本土意識較強的人說，中國發生的事情就是外國的事情，像是紀念六四活動，不需要是由台灣人主動發起。我猜想陳為廷不是民族主義先行的人，至少他雖然台獨，卻不排斥認識中國、和中國對話，這應該就是我要找的人了。

「妳不覺得很像《哈利波特》的霍格華茲嗎？」

於是我鼓起勇氣寫訊息給他，說明自己想要找像他這樣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來對話，因為我很少認識這樣的人。結果他居然很友善，秒回答應，還說可以介紹一拖拉庫這樣的人給我。我當下鬆了一口氣，好像也沒有我想像的那麼恐怖嘛？

他當時就讀清華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系。我去他們宿舍「實齋」的交誼廳和他見面，裡頭人來人往，同學們在那裡聊天或是討論課業，我對那種氛圍感到很羨慕。他也覺得學校滿好的，他說，妳不覺得很像《哈利波特》的霍格華茲嗎？大家一起上課，住在同一個宿舍，然後一起在公共休息室度過課餘時間。

當時是二○一一年，正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同時也是清大建校百年，馬英九和王力宏在清大舉行一場座談。陳為廷和一夥人聊到：「幾天後馬英九要來欸，我們去向他抗議！」很自然地在交誼廳呼朋引伴了起來。我一面羨慕，一面注意到他們一夥人都很有趣，講話也很好笑。認識了陳為廷，我才真的開啟對社會運動的好奇。

那時候我只想著要拍《藍綠對話實驗室》，但事後回想，這應該也是我拍《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緣起。 （相關報導： 新新聞》專訪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鏡頭下的青春與國族認同 ｜ 更多文章 ）

作者傅榆從事獨立紀錄片工作，第55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我的青春，在台灣》（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