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的「年號」傳統源於古代中國，這是一種皇權或王權對時間的主權佔有，不僅擁有天下的土地人民(王土王民)，還佔有了時間（王時間）。帝王年號文字組詞多具道德與祈福意義，原則上，年號的選取決定權在當朝君王，但因為日本曾有過漫長的幕府統治時代，天皇被虛位，所以年號的選取、決定權很長時間在幕府。二戰之後，日本天皇褪除神性，成為民族國家象徵，現在的年號選取與決定權，因此在民選政府。「令和」年號選取方式的「革命性」改變，是一次象徵性的脫華事變嗎？
一、從「令和」說起
2019年五月一日，日本新天皇、現年59歲的皇太子德仁上位，新年號「令和」。10月22日舉行「即位禮正殿之儀」，德仁將成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政體的第126位皇帝。
自古以來，日本天皇的年號均採集自中國古代典籍，而這是第一次採集自日本的古代經典，首相安倍晉三說，這個名字是從日本最古老的詩集——作於西元八世紀的《萬葉集》——中挑選出來的，取自一首關於梅花在嚴冬過後綻放的詩。據當地新聞媒體援引學者的話說，這是一個有著多重含義的詞語，包括「秩序與和平」、「吉祥和諧」以及「歡樂和諧」。
我們知道，日本皇家年號（日語：元号）紀年方式源於古代中國，始於大化革新時開始，起初和中國明朝之前一樣，不只在更替君主時換年號，後來更換年號的權力甚至掌握在幕府或武家政權的手上。明治天皇登基時頒佈命令，改為一個天皇固定使用一個年號，稱為「一世一世」。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次天皇年號字源選取方式的改變，都意味著日本皇家完全「脫華」了。
日本天皇年號「脫華」，究竟意味著什麼？
新年號不從中華經典中選取文字組辭，是日本皇家歷史中的一次「事變」，因為從有年號以來，第一次切斷了與中華經典的象徵性關聯。儘管它不是日本皇家主動而為之，決定權在日本政府。
我們知道，中華文字源於甲骨文，最初主要用於占卜天意神事，以指導、決斷人事。當中國文字與經典傳入日本之時，卻是現世理性狀態，日本人接受它是基於其人文道德價值。日本皇家學習中華朝廷模式使用年號，取用漢字組詞，既是宣威，也是示德，中華文字、言辭、經典、概念，成為一種意義體系，被日本人有選擇地接受使用。它是升級版或精緻版本的中華文化，這是因為日本人確立了自己的文化主體性，而確立其文化主體性，是從語言主體性開始的。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人是懸掛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一種動物。」古代日本文明的意義之網，是借助中華文明的價值體系甚至文字符號元素編織出來的，既可以見到中華文明的諸多元素（儒佛教義），甚至政制框架（隋唐律令制、階位制），還有精緻地選擇性地使用中華價值元素，譬如沒有借鑒宦官制、科舉制，卻將忠誠、效忠天皇做成了政教合一模式，而天下觀念，問鼎中原，一統天下，這種中華第一病毒，也成為日本主流精英的初心、使命與夢想。
如果說中華文明中的道德仁義、敬天愛民使日本社會有了秩序與和平，而天下一統、問鼎中原、稱霸天下的夢想，卻使日本走上了從歷史上多次的朝鮮戰爭到二戰，不歸之路，給東亞與日本都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正是天下觀、一統天下的使命，使日本明治維新不是追求自由民主憲政，不致力於獨立與和平，而是通過大政奉還，「尊王攘夷」、最終要「平天下」。明治維新，本質是器物維新（學習西洋），政制唯舊（王政復古）。
明治維新，只是打倒了幕府，而新的精英軍政，仍然在某種程度上扶持朝廷，致力於軍國主義擴張，明治的君主立憲，是天皇之下人人平等，人人效忠天皇，政教合一、軍政合一，直到二戰結束，美國主導了日本新的君主立憲進程，天皇不再具神格，而成為民族國家象徵，人文道德象徵。
現在我們看到的令和年號，並不是天皇朝廷的選字，年號選擇權掌握在民選政府與社會精英手中。精英們不再從古中華文獻中擷字，而是從日本「自己的」古代經典中選字，象徵意義深遠，值得回味、分析。
二、中華文明影響日本，福兮、禍兮？
觀察日本歷史，總體而言，天皇朝廷是保守的，而社會精英致力於維新。這與中華文明異趣，中華文明是朝廷保守，而社會力量多以暴力革命來實現改朝換代，改朝換代、治亂迴圈，成為中華文明宿命。
保守道德、天皇神格、虛位（長期無統治實權），成為天皇朝廷「萬世一系」、至今綿延的要因。這種保守包括象徵性的保守，就是年號選取方式，現在看來，這種保守方式已被日本當局「維新變法」了。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象徵性「脫華事變」。
所謂脫華，有雙重意味，一是指脫離中華文化對日本天皇年號傳統深遠的影響，更追求日本文化的獨立性，天皇年號割斷了與中華文化的臍帶；二是指日本皇家與政府的現實考量，因為日本二戰之後皇室有一系列的變革，年號選取方式的改革也是應有之義，遲至今天是因為新天皇上位，才得以實施。
民族文化的秘密在文字符號裡：人文精神符號體現在年號的選取，中華文化圈的年號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符號與倫理價值追求，也可以視其為一個君王的徽標，德性追求與祈福願景兼而有之。
天皇紀年仍然是日本的紀年方式之一（與西元紀年相配應），這意味著日本的時間仍然象徵性的屬於天皇，當天皇已無國家行政權，只是民族國家象徵，天皇紀年、年號因此也只是文化象徵，以體現文化傳統的保守性與人文精神符號價值。
在過去的時代裡，日本皇家對此傳統的學習與使用，既使當政天皇的時間成為日本時間，又使人們借此認知到年號的意義，而年號均是從中國古代典籍中尋找，每一次翻尋中國典籍，都是對日本的母體中華文明的回望，都會引領整個日本國家對中華文明的尊崇與導源，這就像當代奧運聖火，要從古希臘奧運聖地去點燃火種一樣，具有神聖的象徵意義。
沒有一個媒體或文化研究者追問日本政府或皇室，是什麼因由，使日本現在改變了這樣的神聖的人文傳統。
人文傳承也是一種人文感恩，一個家庭把古代祖先的某一器物或標識傳承下來，是一個紀念與感恩，中華文明或漢儒文明哺育了日本古代文明，特別是儒家經典奠定了日本主流社會的道德價值基石，所以，才有皇室從大化改新開始通過年號的方式，既宣威於世，也示德於民，而對母體文明也是一次感恩與回望。
日本政府主導的天皇年號選取，發生了重大異變，政治意味可能更為明顯，強調自己民族文化的獨立性或人文精神獨立性，再也不必去翻閱古老的中國經典中找尋道德智慧了。
漢儒文明對日本與日本皇室，是雙刃劍，一方面它給日本帶去了古代農業文明，另一方面，它的天下一統觀，致命的影響了日本精英，實現一統大陸或大東亞共榮，甚至一統天下，成為其初心、使命、夢想。當中國官方不斷要求日本反省侵略史，最應該反思反省的應該是中國，因為中國夢仍然是天下一統夢，統一臺灣成為一種使命，而不把自由、民主、憲政、維護人權、平等、和平當成初心使命，這就與明治維新之後至二戰的日本，並無二異了（中華古文明對日本的致命影響，限於篇幅不再展開論述，將另篇專論）。
＊作者為獨立學者，專欄作家，現居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