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上任數日，新任金管會主委李瑞倉在立法院就釋出「調降證交稅是可研究的方向」；顯然大部份人都學不到教訓，想以降證交稅活絡股市，是走短線的方式，效果有限卻後遺症大，李瑞倉證明自己確實是外行。
台股成交量低，如何活絡市場、放大成交量被視為當務之急；對立委詢問是否支持調降證交稅時，李瑞倉說站在金管會立場，調降證交稅「是可以研究的方向」，他還強調財政部是他的老東家，與財政部溝通「是他的優勢」。
前車之鑑，廢證所稅換得一日行情而已
降證交稅率是否對症下藥，可以回頭看看才被廢除的證所稅的滄桑史。
台灣有一個不斷限縮、從未真正實施的證所稅，這個證所稅制對大戶有影響，對散戶則幾乎毫無干係，股市大戶、券商、富人必欲去之而後快。想廢除者不斷強調證所稅對股市的「干擾與壓抑」效應，造成台股難上漲、成交量不能放大。最後在去年9月，趁著總統大選前，兩黨都想創造利多、獲取選票的心態下，把證所稅廢除。
結果呢？股市飆漲、成交量大幅提升了嗎？結果台股只有一日的慶祝行情。事實上當初說證所稅對台股的「干擾與壓抑」就難成真，因為在證所稅存在的期間，台股也出現過破萬點、成交量超過1500億的榮景。再看看國外，大部份先進國家都有課徵證所稅，稅率有高到35%、也有低到15-20%，也沒那個股市因此萎縮崩盤，股市照常健康發展。把廢證所稅視為萬靈丹，忽視其它更重要的基本面因素，結果當然是無效。現在同一套公式、同一種思維，又要拿到證交稅上使用了。
再回頭看過去歷史，台灣過去幾次碰上股市崩跌時，時常使用的招式除了限縮漲跌幅、平盤以下不得放空、護盤大隊進場外，降低證交稅率也是常客之一；但降證交稅率頂多有幾天緩和作用，接著還是繼續下跌，要待金融情勢與景氣回穩與明朗化後，股市才可能止跌回升。
新政府想改股利扣抵比率影響更大
此外，新政府現在正在檢討「兩稅合一股利扣抵減半」，主要理由是要讓「內外資稅率差距拉近」，但實際上則是百分之百幫富人減稅措施。
兩稅合一股利扣抵減半是去年財政部推出的財政健全方案中的一環，過去可百分之百抵扣的股利所得變成減半，國庫預估每年多收500億的稅─這些多收的稅幾乎都是從高所得者身上收到。從統計數據上看，每年股利所得約7200億，其中一半是適用30%以上稅率者拿走，每年1000億元的扣抵金額中，超過500億是由稅率在30%以上（包含40%者）享受；全國500多萬報稅戶中，稅率超過30%以上者只占2.66%（約14.5萬戶）─就是說這14多萬戶的高端所得者享有500億的股利扣抵。如果股利扣抵比率提高，最大的受惠者是較高所得者，當無疑義。
當初實施兩稅合一是認為「重覆課稅」，但國外近年其實思潮已變，有些國家甚至廢除兩稅合一改回獨立課稅，即使仍實施兩稅合一的國家，股利扣抵比率亦大部份在50%以下，西歐國家有低到15-20%的扣抵率。台灣去年才把扣抵率從百分之百降到50%已算是後知後覺了，現在又想調高扣抵率「以提振經濟」。
官員只能搞降稅是懶惰兼無能
稅率高低確實對投資與經濟行為有影響，但其影響不是唯一且絕對，如果忽略其它必要的條件與因素，官員只著眼降稅，既是懶惰又是無能，而且最後必失敗，成為賠了夫人又折兵。證所稅取消未拉抬股市，大降營所稅也未增加投資提振經濟，但矽谷營所稅率35%，照樣虎虎生威，中國個人稅率最高45%，還是吸引一堆人才前往工作。
台灣的所得差距確實是擴大中，如果以主計總處公布的家庭所得5等分的數據看，似乎並未惡化，但問題是近十多年全球貧富差距惡化是表現在金字塔頂尖上。
所得差距拉大，但繳稅重擔在上班族
根據中研院士朱敬一的研究顯示，從1980年到2013年，前10%高所得者取得的所得總額，占全體總額的比例，由23.43%上升到36.39%，前1%高所得者取得的所得總額占比，則由6.03%上升到10.68%，前0.01%超高所得者所得比，更由0.68%上升到1.68%。而由所得來源看，台灣前20%高所得者的所得來源中，75.9%來自薪資所得，21.4%來自資本所得；前1%高所得者變為52.9%來自薪資、43.0%來自資本所得；到前0.01%高所得者則變為13.8%來自薪資，83.8%的所得來自資本所得。
顯然真正高所得者主要所得來源在資本利得，偏偏台灣政府對富人的稅特別寬厚，反映在所得稅上就是有超過7成來自薪資所得，這個比例遠高於其它國家的5成左右。
降稅及經濟果實誰享受是重點
專研貧富差距問題的英國經濟學家阿特金森曾提到「在公平與效率之間作取捨」，如果某個政策能提升效率、增加整體社會利益，傳統的經濟學認為這就是一個好的政策。但大家都忘了問：是增加誰的福利？是富人、權力者，還是窮人、弱勢者？而這個問題才往往是關鍵。
當李瑞倉說「調降證交稅是可研究的方向」，當財政部研擬稅改時，當蔡英文說內外資不同稅率是她的「心痛」而要改革稅制時，多想想這番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