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深地閱讀，不為相信什麼、不為接受什麼、不為反駁什麼—只為學習分享與讀寫契合為一的人性。
哈洛．卜倫
著有《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mpact）、《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等巨著的文學評論家、耶魯大學教授哈洛．卜倫（Harold Bloom），14日在美國病逝，享壽89歲。耶魯大學在訃聞中說他是「擁護西方正典的文學評論家」，「他的著作不僅是文學課堂的必備參考書，更是暢銷排行榜上的常客」。
卜倫的妻子珍妮（Jeanne）說，儘管丈夫堅持筆耕不輟（卜倫前年、去年、今年都有新書出版），上個星期還到學校授課，但卜倫的健康狀況一直差強人意。耶魯大學表示，卜倫在康乃狄克州紐黑文市的一家醫院病逝。卜倫生前出版了四十多本著作、編輯的期刊與書籍超過數百本，他致力於讓現代的一般讀者能夠親近文學經典，他同時也經常哀嘆這個時代文學水準的低落。
不過卜倫雖然推崇莎士比亞等文學巨人，並非學院裡的故作高深、耍弄術語的蛋頭學者—這些人恰好是他最看不起的對象之一。卜倫也會上「早安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等電視節目，除了名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決選名單，他的《西方正典》等作品更是暢銷排行榜的常客。卜倫嘗試走入人群，卻不譁眾取寵，他堅持西方文學與美學自身的價值，被《衛報》推崇為「身處現代洪流的西方文明旗手」。
來自勞工家庭的文學評論宗師
1930年在紐約東布朗克斯（East Bronx）出生的卜倫，在家中排行老五、也是老么。這位在美國知名大學任教的文學祭酒，其實出身於來自俄羅斯的東正教猶太移民家庭，由於父親是一名製衣工人，家裡所有成員一開始連閱讀英文都有困難。卜倫的文學啟蒙來自於用意第緒語寫成的詩，但他很快就發現了英語文學的美好：哈特・克萊恩（Hart Crane）、艾略特（T S Eliot）、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卜倫的博學強記極其有名，《紐約時報》在他的訃聞中形容，這是一種「照相機般的記憶力」，包括莎士比亞與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所有作品、米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希伯來文的《聖經》、英國詩人艾德蒙・斯賓塞的《仙后》（The Fairie Queen），他全都爛熟於心、信手捻來。卜倫自稱「閱讀怪物」，一小時就可以讀完並且吸收一本400頁的書。
在旁邊看卜倫讀書，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哲學教授理查・伯恩斯坦，卜倫友人
卜倫在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師從知名的文學評論家M.H.阿布拉姆斯（M.H. Abrams），1951年畢業後，再以傅爾布萊特學者的身份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的彭布羅克學院（Pembroke College）。 1955年，卜倫獲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後，便留在耶魯英語系任教。1958年，卜倫與珍妮・古爾德（Jeanne Gould）結婚，並育有兩子。珍妮是一名退休的心理學家，兩人在紐黑文居住了50多年，坐擁滿屋的藏書、 繪畫與雕塑。
堅持文學正統
英國詩人與文學評論家艾略特（T. S. Eliot）曾經指出，真正的古典主義需要的是一種成熟的心智，讓讀者得以認識文學及其背後的歷史意識。因為只有將文學家放在文學史的框架中考察，方能領略文學傳統的偉大。卜倫一開始對這種古典主義的觀點嗤之以鼻，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卜倫成為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的批判者，他認為要領略文學，就應該直接閱讀一流的經典作品，而不應該用理論來理解文學，甚至超越文學本身來談論理論。
《衛報》稱卜倫為「一個驕傲的菁英分子」，他明白表達對哈利波特的不滿、不喜歡Slam Poetry （擂台詩）。卜倫會因為史蒂芬金拿到國家圖書獎感到憤怒，對於女性主義經典《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的作者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拿到諾貝爾文學獎，卜倫則斥為這只是「純粹的政治正確」。堅持己見與自己的美學品味的卜倫，曾促狹地這麼說：「我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但不是卡爾那個馬克思，而是格魯喬・馬克思（Groucho Marx，美國喜劇演員）」、「我遵奉的是格魯喬的座右銘：不管是什麼，我全都反對」。
影響的焦慮
卜倫早期的代表性作品是1973年的《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這部作品深受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影響。卜倫認為，一首詩既是對另一首詩的回應、也是辯護。不過後輩詩人往往覺得前輩們早已寫盡一切有價值的作品，根本找不到創作的空間跟餘地。在進退兩難之下，這些後輩不得不「殺死」（或說「閹割」）他們的前輩，透過置換與誤讀，最後賦予作品嶄新的意義。
卜倫認為，影響的焦慮使弱勢作家一籌莫展，卻能激發天才作家，透過「詩學誤讀」或者「佛洛伊德式的角力」，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一代代的年輕藝術家叛逆過去傳統，力求突破以及尋找與眾不同的獨創性。 《衛報》指出，「影響的焦慮」如今泛指藝術家如何回應他們的靈感，至於卜倫當初提出的「弒父」與「誤讀」，半世紀來也不斷受到包括卜倫自己在內的批評、爭辯與挑戰。
西方正典
卜倫極為推崇文學巨人與經典，他公開承認自己的英雄就是莎士比亞、18世紀的英國文人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19世紀的英國文學評論家沃爾特・佩特（ Walter Pater）。1994年，他在《西方正典》中討論二十六位正典作者的作品，藉此一探西方文學傳統，批評文學批評裡充斥各種意識形態與政治化，但就是不願正視文學本身的價值。他將莎士比亞置於北辰，其他的劇作家、詩人、小說家都要以莎士比亞為依歸。
深入閱讀正典不會使人日趨完善，成為更有用處的公民，也不會使人窮兇極惡，變成為害一方的惡人。西方正典能夠帶給人們的是恰到好處地運用個人的孤獨，這種孤獨的最終形式是直接面對自己的死亡。
──哈洛．卜倫
卜倫選取正典時，採用了一條古老準則︰除非一部作品需要一再被閱讀，否則它稱不上正典。他竭力反對帶著意識型態的眼鏡來閱讀正典與其他文學作品，首先應該享受文學所帶來的審美樂趣。卜倫將多元文化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新保守主義、非洲中心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文學批評理論統稱為「憎恨學派」（the School of Resentment），他認為這些理論家憎恨莎士比亞，想要透過消除莎士比亞的偉大與獨特性，展示他們的文化唯物主義與各種意識型態。卜倫認為，出於任何意識形態的閱讀，根本就不是閱讀。如果將美學變成意識形態或者是形上學，人們就再也不能單純的讀詩。
偉大作品能恆久長存嗎？
這種把莎士比亞當成文學上帝的偏執，當然引來許多質疑與批評。也有許多批評者指出，被卜倫當成文學典範的那些巨人，基本上都不是他所為「憎恨學派」所青睞的作家。耶魯大學則在卜倫的訃聞中指出，他對於偉大文學的持久恆存既有偏狹的樂觀、其實往往也帶有悲觀的預感。卜倫認為文學經典雖然總能找到讀者，但他也擔心這些書將不再受到關注、甚至不再被學校教授，因此變得無關緊要。
卜倫曾在《西方正典》中如此寫道：「如今被稱為『英語系』的部門將被更名為『文化研究系』，蝙蝠俠漫畫、摩門教徒主題公園、電視、電影跟搖滾樂，將取代喬叟、莎士比亞、米爾頓、威廉・華茲渥斯（William Wordsworth）跟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不過《衛報》也指出，卜倫不只推崇那些死去的男白人，他也相當欽佩伍爾芙（Virginia Woolf），珍・奧斯汀（Jane Austen），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埃米莉·狄更生（Emily Dickinson）。卜倫甚至認為，上帝是女性作家創造的文學人物。
不過耶魯大學也說，自稱是「下等猶太人」，總是一頭亂髮、喜歡叫學生「親愛的」（dear）、並且親吻他們頭頂的老教授卜倫，並非總是拒斥大眾文化。其實他也很喜歡鄉村搖滾樂團The Band，喜歡看傳教士在電視上傳教，卜倫也曾對《巴黎評論》坦承自己會看MTV，還說「這東西很奇怪也很奇妙，從歌詞到氛圍都是這個國家所想望的真實夢想。這看起來就是一派真實景象」。
不，我不屬於任何一個流派，既不是解構主義、讀者反應論、也不是心理分析批評。我屬於我自己。
──哈洛．卜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