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凌晨，胡耀邦心臟病病逝，消息一公布，學生自發悼念的隊伍就走上了街頭，走向了天安門廣場。敏感的讀者注意到，胡耀邦去世，官方「訃告」中少了一個諡號—「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共的主流政治文化中，胡耀邦這種級別和貢獻的中共領導人少了這個量級的稱謂，有不良意味。
第一批到達天安門廣場紀念胡耀邦的是中國政法大學師生。此時學生不知道，圍繞著胡耀邦喪事舉辦規格和政治評價，黨內發生了爭執，焦點在於鄧不給胡耀邦「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稱號，而家屬和一些黨內民主派則堅持胡耀邦有資格獲得這一稱號，而且要求對胡非正常下臺有一個說法。鄧的態度堅決，說了很強硬的話。鄧說：「功勞講足，不提辭職，『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都不夠，我也不夠，我死後就不要給我加。」
追溯中共領袖治喪史，「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稱號是一個政治待遇，毛、康生、朱德曾享用，周恩來因毛和「四人幫」反對沒用。雖然胡耀邦訃告中和將來的悼詞中用上了「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這樣一些最高級的評價，家屬、黨內與社會仍不滿意。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這麼重要？嚴格講，這個標籤相對於胡耀邦七十年代粉碎四人幫後的撥亂反正、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中的豐功偉業，相對於他1987年鄧所代表的老人幫用非正常程序攆他下臺的冤屈來說，微不足道。問題在於，鄧對胡不公，胡長期鬱悶的情緒，顯然是胡心臟病重要的誘發因素之一，家屬就差點說，胡是「被你們害死的」這句話了。胡被解除總書記職務後，曾寫過一首詩，自況與鄧的關係：「妾本禹王女，含怨侍楚王。淚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長。愁應隨波去，淚需飄遠洋。乞君莫作斷流想，斷流永使妾哀傷！」以小妾自況，多有哀怨、憤懣之氣。
你鄧可以不要，胡不能不給。黨內民主派知道鄧的態度，但是堅持悼詞要加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4月21日，趙與杜潤生面談，說，給胡耀邦冠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是接受的，但是現在的情況下不行，有人堅決不同意。你是不是幫助我做點工作，都是你的老朋友？杜說，你是總書記，幫助解釋解釋。趙說，我應該解釋，但是要去朝鮮（馬上要開追悼會，來不及）。於是杜挨著打電話。吳明瑜說，一個個打電話多麻煩，我來給你召集一下。於是一些老同志在木樨地科技會堂開會。杜說，關於悼詞中大家堅持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趙紫陽很為難。希望大家諒解。大家講，那就收回。
胡抑鬱而歿，家屬有怨氣，黨內有怨氣，社會有怨氣，怨氣相互感染、發酵，佐以社會各階層對現實的諸多不滿，藉著胡去世爆發了。對此，趙事後有一個分析：「為什麼學生對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強烈？這有複雜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主張改革開放，特別是他為政清廉。當時人們對腐敗的意見比較多，藉悼念耀邦來表示對腐敗的不滿。第二，對耀邦 1987 年下臺的方式不滿、有氣。一方面對反自由化鬥爭不滿意、有抵觸，同時對耀邦下臺那種更換領導人的方式難以接受，總之為耀邦鳴不平。第三，1988 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頓以後，改革開放全面收縮，政治改革不見動靜，經濟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後退。學生對這種狀況不滿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來表示對深化改革的願望。當時上街的學生大體是三部份人：絕大部份屬於上面說的這種情況；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對我們工作不滿意，借題發揮，鬧一鬧；當然，也確有少數人『反黨反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
這一分析反映了趙對學潮的定性和處理學潮的基本出發點，也反映了黨內政治實力單薄的改革派想借用社會力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某種願望。但是，這個分析顯然簡單化了，此番學潮，紀念胡只是由頭。此學潮非彼學潮。相比較，「六四」學潮與既往學潮至少有三大不同：第一是醞釀時間長，第二是針對性強，第三是政治性強。
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的主持者、學生領袖王丹說：「到了1988年底，不僅是北大，全國很多高校都出現了規模不等的校內民主運動。當時我聽說，國家教委已經傳達文件，1988年9月至11月的兩個月中，全國高校爆發了七十多起大小學潮，尤其是邊緣地區居多，而且有不少是青年教師主導。在北大除了民主沙龍外，『未來學會』等學生社團也比較活躍，據說有一部份北大青年教師和博士生打算下學期有所動作，目前校方正在做工作試圖壓抑情緒。總之，從社會到學校裡，都有一種山雨欲來的感覺。」
一些知識精英走進北大等大學校園演講、座談，批評時弊，進行民主、自由啟蒙。王丹在1988年12月23日的日記中寫到：「明年形勢不好，危機重重，大規模社會動亂恐怕有可能出現。」這期間，還發生了「柴慶豐事件」。是年6月7日，趙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專題討論了「北大學生鬧事問題」。
此其一。其二，所謂針對性強，即學潮一開始就是針對著中共打壓1986年底、1987年初學潮和反自由化去的，即是針對著鄧去的。1989年4月18日，北大學生第一次遊行並靜坐示威，就明確提出了「七點要求」：一，正確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胡耀邦提出「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運動，為在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三，修改憲法，取消「反革命罪」；四，允許民主辦報辦刊，新聞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份子待遇；六，保證人民生活水準穩定提高；七，正確評價這次悼念活動，公布學生的要求。
學潮因紀念胡而起，胡符號及其政治命運與鄧緊密聯繫。「六四」學潮針對鄧及鄧所代表的中國老人政治自在情理之中。「清汙」、「反自由化」是鄧的錯誤決策。鄧是胡蒙冤非程序下臺的決策者，路人皆知。而且一些口號、說法明確指向鄧：「心憔力悴顧大局，撒手先去；前功盡棄為小平，罷黜政壇。橫批：死了也罷！」「祝小平同志萬壽無疆，祝楊尚昆同志永遠健康，祝王震同志天天快樂，祝萬里同志比較健康！」「該死的還活著，不該死的死了。」「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眼又花，賢良不辨，不會做天，你塌了吧，你不塌會毀掉我中華。」
其三，所謂政治性強，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學潮的社會氛圍不同以往，知識精英及政治反對派公開宣示政治訴求，有著非常明顯的對抗性，發生了四波公開信事件。
1989年1月6日，持不同政見者、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致信鄧，說，「今年是建國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二百周年」，建議鄧「大赦天下」，釋放包括魏京生在內的政治犯。2月13日，北島、邵燕祥、冰心、金觀濤、李澤厚、包遵信、蘇曉康等詩人、作家、學者、導演、編輯三十三人回應方勵之的呼籲，發出《致人大常委會及中共中央的公開信》，建議「在建國4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2月26日，錢臨照、王淦昌、許良英、施雅風、李洪林、戈揚、邵燕祥等四十二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等各界知名人士致信「趙紫陽總書記、萬里委員長、李先念主席、李鵬總理、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國務院」，提出了四點要求：一，「在堅持開放、改革的前提下，盡力使政治體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經濟改革同步進行」；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條件，是切實保證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三，「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四，「對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但卻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教育和科學事業，應予以必要支持，盡可能增加教育經費和科研（尤其是基礎研究）經費在國民經濟產值中的比重，提高知識份子（包括老、中、青和已離退休的）的生活待遇，使他們不致長期陷於困境」。
這封信寫得很策略，避免使用前兩封公開信的兩個關鍵字—「政治犯」、「魏京生」，結尾處用一種設身處地的緩和語調闡釋了此信的動機，「為建國四十周年創造喜慶的氣氛」。表示出一種合作的態度。
3月14日，由蘇煒、徐友漁發起，戴晴領銜等四十三位學者、作家、編輯回應方勵之、中科院科學家和上述學者、作家、編輯的公開信，致信全國人大七屆二次會議，要求大赦魏京生等在押政治犯。這些公開信創造了一系列第一：中國科學家、作家、學者、編輯都是第一次公開站出來表明政治主張。
二是學生一開始就呈現出很強的政治組織傾向。1988年10月底，北大創辦「民主沙龍」，11月2日民主沙龍第一次開講。1989年4月3日，有民主政治抱負的王丹等向北大校方遞交並在當天張貼在三角地的一份有五十七名北大學生聯名的公開信，公開信的主要訴求有四個：一，民主沙龍合法化；二，民主沙龍邀請者名單實行校方備案制；三，請校方開闢賽萬提斯雕像前的草坪，作為民主沙龍的固定活動場所；四，校方在畢業分配等問題上，不能打擊報復民主沙龍的自願參加者。
4月5日，北大《新五四》創刊發行，「創刊號」發表王丹《論反對派的言論自由》。胡耀邦去世後升溫，4月19日，在民主沙龍的聚會上公開成立了學生自治組織——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命名者受啟發於波蘭「團結工會」。[顯然，此時北大學生的政治反對派意識已經成熟，並效仿波蘭，公開成立了自己的組織。籌委會提出了十一條基本綱領，其內容除了18日向全國人大提出的「七點要求」外，還增加了方勵之等公開信的內容，要求「釋放魏京生」，「強烈要求鄧小平具體回答十年改革教育失誤的原因」。
籌委會成立會上還傳達了一位著名學者未經核實的學運意見：要採取統一行動，進行非暴力不合作行動。安全部門還報告，除了籌委會，各高校還出現了一些「非法組織」，如清華大學「社會主義民主進步領導小組」、北京外語學院「北外聲援委員會」、「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
4月22日，各高校學生召開聯席會議，宣布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北高聯」）。胡耀邦追悼會後，4月24日，北大籌委會召集萬人大會，宣布籌委會取代官方的學生會組織。
白紙黑字公開發表要求反對派言論自由的文章並成立反對派組織，中共建政以來從未發生過。
中共奪取政權、鞏固政權都以動員、組織見長，也深知對於一個集權社會的穩定而言，摧毀社會，警惕社會組織，對社會進行碎片化、網格化控制是內政第一要務。對待胡耀邦去世前後一波波的公開信、政治反對派組織以及已呈燎原之勢的學潮，總書記的態度，值得深入觀察。
從現有文獻看，趙對學潮，一開始便持溫和、同情態度，不用階級鬥爭的觀念把不同意見者乃至不同政見者看作敵對勢力，認為應該因勢利導，推動社會進步。2月26日公開信的牽頭人許良英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說：「那時候，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態度還比較好。這封信被《美國之音》廣播之後，科學院開了會議，黨委書記傳達中央講話，說我們的信內容沒有問題，不要給簽名的人壓力，不要找簽名的人談話。以後，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特別找到我和我愛人，還有施雅風談話，談了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他說，你們有意見儘管講，我們就放開來講。
＊作者盧躍剛，記者、作家，長期從事非虛構文體——新聞報導和報告文學寫作，代表作有長篇報告文學《大國寡民》，中篇報告文學《創世紀荒誕——傻子瓜子興衰記》、《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以人民的名義》、《鄉村八記》、《在底層》等，曾獲「中國潮」、《中國作家》、《當代》、《青年文學》、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徐遲報告文學獎、獨立中文筆會（2012年度作家獎）等多種獎項。本文選自作者最新力作《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上中下）（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