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 8964三十年:中國人不識「八九動亂」

2019-05-30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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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後天安門時代」,中共政權依然將六四事件視為「打倒共產黨」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動。(新新聞資料照)

在這個「後天安門時代」,中共政權依然將六四事件視為「打倒共產黨」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動。(新新聞資料照)

一九八九年北京之春,首波悼念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北京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星火燎原,情勢一發不可遏止。最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下令,六月四日出動軍隊鎮壓,終結這場「反革命動亂」。

習近平之父因同情胡、趙失勢

六四事件改寫中共黨內權力版圖。改革派的胡耀邦,推動平反冤假錯案和經濟改革,但一九八七年初,被保守勢力批評為「處理學運不力」而遭到罷黜。接任總書記的趙紫陽同情學生,被以「支持動亂分子」為由排擠下台,軟禁十六年後過世。

習近平之父、中共元老習仲勳,堅定支持經濟開放和政治改革而維護胡、趙兩人,最後雖未能改變六四悲劇的結局,但在當時肅殺的政治氛圍中,這個充滿勇氣的政治行動不見容於中共高層,故於六四之後淡出政壇。

而江澤民則是六四事件受益者,在一九八九年趙紫陽遭到整肅、六四鎮壓行動之際,被拔擢為中共總書記;其初期倚靠保守勢力,與總理李鵬執行「治理整頓」政策,中共經濟因而發展遲滯。

直至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提出「改革開放一百年動搖不得」、「誰不搞改革開放,誰就下台」,江澤民才心生警覺,幡然易幟,改行經濟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中國經濟因此重返快速發展的道路,六四事件以降中共路線之爭遂亦告終。

三十年來,中共權力高層對六四態度的變與不變,這個事件對中共權力結構的影響,對往後中共政權的正當性有何影響?

六四事件之後,鄧小平採取的戰略是:推動經濟發展,加強「思想教育」。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既要構建下層結構,也穩固上層結構。

鄧小平定調「穩定壓倒一切」

鄧小平在六四鎮壓五天後接見「首都戒嚴部隊」領導們時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認為廣場學生們的根本口號,一是「打倒共產黨」,一是「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目的是要建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的「反腐敗」口號,僅僅是陪襯而已。

鄧小平譴責美國幫助那些試圖推翻中國政府的人,並說美國媒體誇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國內政。鄧以「穩定壓倒一切」做為政治前提,開啟了第二波經濟改革。

另一方面,鄧小平用「愛國主義」取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像抗戰時期,共產黨人訴諸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樣,六四之後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把民族主義和共產黨聯繫在一起,強調「批評共產黨就是不愛國」。

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之前罷黜胡耀邦,六四期間又罷黜趙紫陽,指定來自上海的江澤民接班。江澤民在六四事件後,接任中共總書記,不久後鄧小平卸下軍委主席,江澤民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

曾被外媒追問「坦克人」時,江澤民略帶怒意回答:「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但我想強調,我們『完全尊重』每一位公民表達自己願望和訴求言論自由的權利。」還說:「況且坦克停了下來,並沒有從這個年輕人的身上壓過去。」

江澤民帶著親信曾慶紅北上,加上總理李鵬,他們是出生於一九二○到三○年代的「革命之子」,父母或家族長輩是中共高幹或烈士,自幼在混亂大城或紅色根據地延安度過童年,有些在三○年代被送到莫斯科讀書,在北京形成第一代的太子黨。

胡、溫帶來六四將平反的錯覺

進入胡錦濤時代,胡錦濤與胡耀邦有特殊淵源。胡耀邦曾長期主掌共青團,胡錦濤自八二年起在共青團任職,八四年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隔年被胡耀邦提拔為貴州黨委書記,此後胡錦濤在政壇平步青雲,胡耀邦可說是他的從政導師。

鄧小平以「和平」為統戰基調,但仍不鬆口放棄武力使用。(新新聞資料)
鄧小平南巡,堅定了中國走改革開放路線。(新新聞資料)

而總理溫家寶是趙紫陽在總書記任內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並於中共鎮壓行動展開前,曾陪同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探視絕食學生。溫家寶曾在美國受訪時,主播秀出趙紫陽當年赴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而溫家寶站在身後的舊照片,當場讓溫家寶神情凝重,沉默許久。

溫家寶說,在中國發展民主,要「逐步完善民主選舉制度,使國家權力真正屬於人民」,而「政府應受人民、媒體及其他黨派的監督」。但在中國發展民主,「需要引進適合中國國情的制度,要循序漸進。」

當時北京奧運剛結束,溫家寶這番回答,一度讓外界燃起中共可能為六四平反、甚至期待政治改革。但直到四年後胡、溫任滿下台退休,這兩大期待仍告落空。

習壓制六四紀念活動,浦志強入獄

二○一二年進入習近平時代。習近平本是江澤民、曾慶紅與胡錦濤、溫家寶鬥爭下妥協的產物;但隨著習近平集權於一身,加上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等,形成第二代的太子黨。這個世代出生於一九五○年代,他們求學被文革中斷,後來重新入學,推遲個人事業的時間。

這些承繼前代權勢的太子黨,挾著優於一般老百姓的教育環境、經濟條件與政治資源,二○一二年以後逐漸成為中國的新貴族階層。他們擔任各機關要員、血脈遍布政商界;而他們也曾經是煽動文革的重要推力,是長期殘酷政爭角鬥場上的熟面孔。

習近平抹去六四記憶,扼殺反動勢力於萌芽。一四年四月下旬,多名中國自由派人士在舉辦六四紀念研討會後先後被捕;其中,曾參與一九八九年學運的浦志強更被判刑入獄。習時代高唱「四個意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他的鐵腕策略和反腐整肅,比江、胡時代更加嚴厲管控六四議題。

有人期待習近平為六四平反,在政治上得分,揮別鄧小平時代。但旅美中國評論者鄧聿文認為,只有在中國社會發生大的變化,社會明顯形成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乃至行動後,才會影響到最高領導人。中共政權只有在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才可能承認過去。

六四事件至今三十年來,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釋放,官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也變得溫和,先是稱為「反革命動亂」,然後改為「暴亂」,後來又成為「政治動亂」,最終變成「八九風波」。

不論對於六四的措詞如何改變,中共的基本戰略是一手發展經濟,一手政治維穩。中共政權面對六四,始終採取「封殺、迴避、淡化、遺忘」八字訣,龐大的審查機器竭盡所能,全面刪除書籍、電視和網路上的六四字眼,甚至不讓年輕一代知曉這件事。

後天安門時代的意識形態控制

中共封鎖六四的策略,誠如法國哲學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指出,國家有兩種系統來維持資本主義,一個是如武力等「壓制的國家機器」,另一種是如宣傳教化等「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後者為國家控制無從反抗的工人和學生。

在這個「後天安門時代」,中共政權依然將六四事件視為「打倒共產黨」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動。習近平強力要求「黨領導一切」,只是中共政權使用金錢和意識形態取代了軍隊、坦克,藉由經濟利益換取人民群眾的政治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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