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北京之春，首波悼念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北京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星火燎原，情勢一發不可遏止。最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下令，六月四日出動軍隊鎮壓，終結這場「反革命動亂」。
習近平之父因同情胡、趙失勢
六四事件改寫中共黨內權力版圖。改革派的胡耀邦，推動平反冤假錯案和經濟改革，但一九八七年初，被保守勢力批評為「處理學運不力」而遭到罷黜。接任總書記的趙紫陽同情學生，被以「支持動亂分子」為由排擠下台，軟禁十六年後過世。
習近平之父、中共元老習仲勳，堅定支持經濟開放和政治改革而維護胡、趙兩人，最後雖未能改變六四悲劇的結局，但在當時肅殺的政治氛圍中，這個充滿勇氣的政治行動不見容於中共高層，故於六四之後淡出政壇。
而江澤民則是六四事件受益者，在一九八九年趙紫陽遭到整肅、六四鎮壓行動之際，被拔擢為中共總書記；其初期倚靠保守勢力，與總理李鵬執行「治理整頓」政策，中共經濟因而發展遲滯。
直至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提出「改革開放一百年動搖不得」、「誰不搞改革開放，誰就下台」，江澤民才心生警覺，幡然易幟，改行經濟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中國經濟因此重返快速發展的道路，六四事件以降中共路線之爭遂亦告終。
三十年來，中共權力高層對六四態度的變與不變，這個事件對中共權力結構的影響，對往後中共政權的正當性有何影響？
六四事件之後，鄧小平採取的戰略是：推動經濟發展，加強「思想教育」。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既要構建下層結構，也穩固上層結構。
鄧小平定調「穩定壓倒一切」
鄧小平在六四鎮壓五天後接見「首都戒嚴部隊」領導們時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認為廣場學生們的根本口號，一是「打倒共產黨」，一是「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目的是要建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的「反腐敗」口號，僅僅是陪襯而已。
鄧小平譴責美國幫助那些試圖推翻中國政府的人，並說美國媒體誇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國內政。鄧以「穩定壓倒一切」做為政治前提，開啟了第二波經濟改革。
另一方面，鄧小平用「愛國主義」取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像抗戰時期，共產黨人訴諸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樣，六四之後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把民族主義和共產黨聯繫在一起，強調「批評共產黨就是不愛國」。
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之前罷黜胡耀邦，六四期間又罷黜趙紫陽，指定來自上海的江澤民接班。江澤民在六四事件後，接任中共總書記，不久後鄧小平卸下軍委主席，江澤民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
曾被外媒追問「坦克人」時，江澤民略帶怒意回答：「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但我想強調，我們『完全尊重』每一位公民表達自己願望和訴求言論自由的權利。」還說：「況且坦克停了下來，並沒有從這個年輕人的身上壓過去。」
江澤民帶著親信曾慶紅北上，加上總理李鵬，他們是出生於一九二○到三○年代的「革命之子」，父母或家族長輩是中共高幹或烈士，自幼在混亂大城或紅色根據地延安度過童年，有些在三○年代被送到莫斯科讀書，在北京形成第一代的太子黨。
胡、溫帶來六四將平反的錯覺
進入胡錦濤時代，胡錦濤與胡耀邦有特殊淵源。胡耀邦曾長期主掌共青團，胡錦濤自八二年起在共青團任職，八四年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隔年被胡耀邦提拔為貴州黨委書記，此後胡錦濤在政壇平步青雲，胡耀邦可說是他的從政導師。
而總理溫家寶是趙紫陽在總書記任內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並於中共鎮壓行動展開前，曾陪同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探視絕食學生。溫家寶曾在美國受訪時，主播秀出趙紫陽當年赴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而溫家寶站在身後的舊照片，當場讓溫家寶神情凝重，沉默許久。
溫家寶說，在中國發展民主，要「逐步完善民主選舉制度，使國家權力真正屬於人民」，而「政府應受人民、媒體及其他黨派的監督」。但在中國發展民主，「需要引進適合中國國情的制度，要循序漸進。」
當時北京奧運剛結束，溫家寶這番回答，一度讓外界燃起中共可能為六四平反、甚至期待政治改革。但直到四年後胡、溫任滿下台退休，這兩大期待仍告落空。
習壓制六四紀念活動，浦志強入獄
二○一二年進入習近平時代。習近平本是江澤民、曾慶紅與胡錦濤、溫家寶鬥爭下妥協的產物；但隨著習近平集權於一身，加上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等，形成第二代的太子黨。這個世代出生於一九五○年代，他們求學被文革中斷，後來重新入學，推遲個人事業的時間。
這些承繼前代權勢的太子黨，挾著優於一般老百姓的教育環境、經濟條件與政治資源，二○一二年以後逐漸成為中國的新貴族階層。他們擔任各機關要員、血脈遍布政商界；而他們也曾經是煽動文革的重要推力，是長期殘酷政爭角鬥場上的熟面孔。
習近平抹去六四記憶，扼殺反動勢力於萌芽。一四年四月下旬，多名中國自由派人士在舉辦六四紀念研討會後先後被捕；其中，曾參與一九八九年學運的浦志強更被判刑入獄。習時代高唱「四個意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他的鐵腕策略和反腐整肅，比江、胡時代更加嚴厲管控六四議題。
有人期待習近平為六四平反，在政治上得分，揮別鄧小平時代。但旅美中國評論者鄧聿文認為，只有在中國社會發生大的變化，社會明顯形成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乃至行動後，才會影響到最高領導人。中共政權只有在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才可能承認過去。
六四事件至今三十年來，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釋放，官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也變得溫和，先是稱為「反革命動亂」，然後改為「暴亂」，後來又成為「政治動亂」，最終變成「八九風波」。
不論對於六四的措詞如何改變，中共的基本戰略是一手發展經濟，一手政治維穩。中共政權面對六四，始終採取「封殺、迴避、淡化、遺忘」八字訣，龐大的審查機器竭盡所能，全面刪除書籍、電視和網路上的六四字眼，甚至不讓年輕一代知曉這件事。
後天安門時代的意識形態控制
中共封鎖六四的策略，誠如法國哲學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指出，國家有兩種系統來維持資本主義，一個是如武力等「壓制的國家機器」，另一種是如宣傳教化等「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後者為國家控制無從反抗的工人和學生。
在這個「後天安門時代」，中共政權依然將六四事件視為「打倒共產黨」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動。習近平強力要求「黨領導一切」，只是中共政權使用金錢和意識形態取代了軍隊、坦克，藉由經濟利益換取人民群眾的政治忠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