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有一本暢銷書叫《還好我不是韓國人》。作者是日本職業外交官、前駐南韓大使武藤正敏。他在書中嚴厲批評南韓總統文在寅對北韓政策過於軟弱，民粹主義色彩的經濟政策也失敗，並警惕文在寅政權的「反日政策」。
日韓貿易戰，雙輸可說是總體趨勢
他做為前駐南韓大使的主張和觀點深受日本民眾認同，但在我看來，更令人深思的是，一個菁英、專業、權威人士寫的著作，看似充滿情緒主義，甚至民粹主義。不過，這就是當前日本社會和國民對南韓的普遍印象。「反韓感情」在書店、媒體報導、時事討論以及上班族下班後在居酒屋的聊天等場合，無處不在。
中美貿易戰尚未落幕，日韓貿易戰接著上演。日本已經把南韓從白色清單（white list）除名，南韓也採取同樣措施反擊，兩國政府對本國企業出口到對方國家的產品採取更加嚴格複雜的管制措施。究竟誰在這輪「日韓貿易戰」當中處於更加不利的位置，有待觀察和謹慎分析，不過，從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產業價值鏈的緊密性和互動性來看，「雙輸」可說是總體趨勢。
日韓貿易戰的緊張並不限於經濟領域。南韓政府以日本政府沒有撤回把南韓企業從白色清單移除的決定為由，單方面地放棄了《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ＧＳＯＭＩＡ）。日本政府、社會、輿論對此震驚，因為這項協定對日韓之間圍繞東北亞的軍事安全問題，尤其是北韓和中國的情報共享具有重要作用。一名曾在日本外務省負責朝鮮半島事務的退休外交官對我說：「從應對北韓問題來說，美國提供的軍事情報對日韓來說都很重要，但這並不足夠，做為北韓的鄰國，日韓之間的雙邊情報共享不可或缺。而且南韓方面從這一協定所獲得的利益實際上更大，所以我很驚訝南韓方面主動放棄它。」
一再退讓，安倍不耐囿於歷史
日韓之間經貿和安全關係明顯受損，不少日本人也認為，日韓關係正在陷入建交以來的最低谷處境。八月底，南韓在爭議中的竹島（Takeshima，南韓稱獨島）實施軍事演習，國會議員還訪問登陸了該島。對此，日本方面表示抗議。兩國外交關係和國民感情不斷惡化，看不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造成日韓關係全面惡化的關鍵，還是歷史問題。
南韓最高法院去年做了一個裁決，要求日本企業為二戰期間的行為提供「損害賠償」。日本政府對此提出抗議，主張這嚴重違背一九六五年日韓建立外交關係時簽署的《日韓基本條約》，該條約最終解決日韓之間圍繞財產請求權的問題。當然，這是政府之間的外交協議，兩國國民之間的情感和信任需要花更長時間修補。
為了回應南韓輿論和國民情感需求，日韓政府於二○一五年底再一次發表協議，重新確認「最終且不可逆地解決」慰安婦問題，還提出兩國今後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不再相互批評。在這項協議中，日本政府以日相安倍晉三的名義道歉，並承諾向南韓方援助慰安婦的組織提供十億日圓（近三億元新台幣）資助。協議發表後，安倍立即致電給南韓總統朴槿惠，親自表達反省與歉意。當時安倍政府是在深受日本「反韓勢力」的壓力下道歉。
日韓關係重要的三個層面
日韓關係為什麼重要？我認為大致有三個層面。
首先是經貿和人文關係。日韓的經貿、人文交流為兩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實質成果，兩國應該共用維護與推動。做為世界上第三和第十一經濟大國，日本和南韓有責任推動東北亞乃至亞太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包括長期未能簽署的日韓中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和《區域全面經濟關係夥伴協定》（ＲＣＥＰ）。在美國退出後，日本正努力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ＣＰＴＰＰ）將來也應該歡迎南韓加入。
其次是戰略與安全關係。日韓同為美國的盟國，不管是北韓核問題還是中國擴張戰略，為因應東北亞的安全和地緣政治風險，日韓之間的合作和信任不可或缺。為此，日韓之間應盡快從官民議題的角度建立多層次、多管道的信任機制，以維持地區穩定與繁榮的安全網絡。
最後是價值觀。日本、南韓，再加上台灣，是東亞地區少有的民主體，共享自由、民主、人權、司法獨立等價值觀。這些制度和價值觀的共享和普及，對未來東北亞和亞太地區的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必須起到正面積極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日韓做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應該相互敵視，即便是經貿領域。我們應該攜手證明「民主和平論」的歷史意義。
＊作者1984年出生於日本伊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畢業，現任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客席副教授，著有《愛國賊》、《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等。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699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