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讀過藍博洲先生大作《幌馬車之歌》，或者看過侯孝賢電影《好男好女》的人，應該知道鍾浩東對國民政府的美好想像，在他進入大陸以後就煙消雲散。原來1940年7月，當鍾浩東帶著妻子蔣碧玉、好友李南峰、蕭道應以及蕭道應的妻子黃怡珍一起前往惠陽投效國民政府時，遭國軍第7戰區的部隊誤判為日本間諜，準備抓起來集體槍斃。
所幸台灣抗日先賢丘逢甲之子，本身也是蔣渭水好友的丘念台人也正在惠州活動。丘念台出面救下了五名台籍青年，並把他們安排在自己的東區服務隊裡工作，負責組訓民眾。抗戰爆發後，日軍確實動員了不少台灣人對國軍實施諜報工作，所以第7戰區將台籍人士誤認為日本間諜雖然是錯誤，但卻也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
可對於鍾浩東這些一心嚮往祖國，希望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投入對日抗戰的愛國青年而言，險些被國軍槍斃的歷史可真的是潑了自己一把冷水。外加在東區服務隊工作時，又親眼目睹國軍抓壯丁、吃空缺等惡習，自然讓鍾浩東、李南峰與蕭道應等人對國民政府好感盡失。可失去對國民政府的好感，卻無法讓他們重新認同日本，畢竟他們回歸祖國的目的就是要抗日。
令他們大失所望的，是國軍即便在對日作戰的表現上也十分低能。至少當日軍於1944年發動以打通大陸交通線為目標的「一號作戰」時，華南地區國軍的表現完全可以用「一敗塗地」來形容。同一時期，國軍抵禦「一號作戰」並非沒有給日軍帶來苦頭，比方說衡陽保衛戰中的方先覺就是個極佳的案例，只可惜鍾浩東他們沒有親眼目睹。
他們看到的，是國軍在桂柳保衛戰中的全面潰敗，還有第7戰區部隊對日作戰消極，卻把精力放在圍堵東江縱隊的壯大上。這讓對國民政府失望透頂的鍾浩東，開始把希望寄託到了中國的另外一支抗日力量，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身上。那麼，鍾浩東等人又是如何接觸到中國共產黨的？東江縱隊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抗戰爆發後，仍有不少台灣人對蔣中正「片面抗戰」，甚至於「消極抗戰」路線有所質疑，並把延安的毛澤東看成指揮中國人民抗戰的最高精神領袖。為此丘念台拜訪了延安，並請求毛澤東從抗日軍政大學與陝北大學調派幹部，協助他組訓東區服務隊。
以毛澤東為榜樣
原來台灣人到了大陸以後，之所以容易對國民黨失望，轉向親近共產黨的原因，就是在於他們認為蔣中正並沒有積極領導中國抗日。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採取「先安內後壤外」的政策，更是讓一心想回歸祖國的台灣人擔憂蔣中正為了消滅共產黨，可能會與日本人勾結到一起。他們很自然的，會把抗日的希望寄託到共產黨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