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他鍥而不捨的到監察院追究戒嚴令頒布之不當。案經監察委員黃煌雄、劉興善及葉耀鵬受理並提出調查報告, 2010年8月11日經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國防及情報委員會通過,認為當年發布戒嚴程序可能有瑕疵。因為戒嚴令並沒有經過總統(李宗仁)簽署公布,並主張本案應由司法院大法官最終認定相關法律效力。
曾經擔任過法務部長的施啟揚是謝聰敏的同學,他告訴謝聰敏說,真要逐一平反當年那麼多相關案件,臺灣的司法會因負荷不了而「當機」;不要說其他案子,光是退還沒收的財產一事就可能要編列幾千億的預算。這些被沒收財產的受害者中,台灣人、外省人,甚至國民黨裡的人也有,「所以我推動這些案子時,起初國民黨試圖阻擋,到後來阻擋我的人反過來拜託我積極去做。」謝聰敏說。
謝聰敏近年因為健康狀況不佳,鮮少出門,但依舊關心時事,他的一生做出了很多台灣人所不敢做的事,為台灣戒嚴時期不當審判受害者得到起碼的補償,我曾說,受難者不應該只得到補償,政府應該道歉並賠償,他樂觀的說:「那是下一步我們要做的事,接下來就要求賠償!」
他也不斷在想要如何彌平本省人和外省人間的嫌隙,不時給我們一些他的創見。
而今,這些他的未竟理想,會不會隨著他的逝去而消逝?眼看他生病這些年過的深居簡出的生活,是年歲限制了他無窮的愛鄉情懷,後來者能體會嗎?他的理想也是我們的共同理想能實現嗎?
*作者為台獨運動者,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