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11.14「東吳企管財經講堂」《美國期中選舉的夢醒時分？世界經貿新秩序，台灣產業新生機》，本人就曾表示：這不只是一場中美貿易戰，而是經濟新常態的形塑歷程，台灣應該戒慎恐懼，必須謹慎觀察中美貿易戰下的全球經濟變化，進而善用全球價值鏈之策略地位槓動資源。
中美貿易大戰，其實不只是一場貿易戰而已（More than a trade war），背後還有科技戰、國安戰、外交戰、金融戰等布局。至於這場戰爭會是一個全球經貿「新常態」（New Normal）的形塑過程，不是幾天的時間可以結束。半年後2019.5.31接受東森「老謝看世界」訪談時，我拿著 “The trade war is more than a trade war.” 的手板，也同樣作以上的表示。
早在去年本人就認為美中貿易戰並不當然會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因為美國對欠缺比較利益的商品，不自中國進口，也會自其他國家進口，也不見得會增加美國就業，背後其實是強權之間的競爭。美國為維持其經濟大國的領先地位，難免受所謂修昔底德的陷阱(Thucydides trap)影響，會對威脅其地位的國家施以各種壓力。而與以往美國的經濟上跟政治上的對手(例如日本和蘇聯)不同，這次的對手，在經濟、貿易、科技、金融及軍事方面，都可能構成威脅，其規模自將不同。
就以日本為例，在1985年以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讓美元大幅貶值，背後主因是1960-70年間，日本GDP的平均增長率已經高達16.9%，國民生產總值也位居世界第二位、對美巨額順差、美國最大債權國(美財政赤字劇增)。在1985年，美對日出口226億美元，約美出口規模的10%，美從日本進口688億美元，約占美進口規模的20%，逆差達462億美元，接近美國貿易逆差總規模的40%，日本很理所當然成為美國的優先處理對象。
美中貿易戰的開端，也與廣場協議施壓背景的美日經貿關係類同，川普可能認為美國經濟很好，有條件跟中國打貿易戰。但面對中國的大國崛起，情況更為複雜，美國面對同一大國同時在經濟、貿易、軍事、科技、金融方面的挑戰，自然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美對中的貿易爭端解決並未如當年處理日本順利，美中貿易戰也延燒到科技戰、貨幣戰。
美日貿易逆差，老布希政府未使用關稅手段，以廣場協議直接對日施壓，讓日圓升值。中美貿易戰川普採取關稅手段，打亂全世界供應鏈並造成人民幣的貶值壓力，而不是升值。川普也一直要求聯準會降息，促使美元貶值，其實是給了中國喘息的機會。美中貿易戰未來也可能使以東亞國家作為生產基地的商品，分別銷售到美國和中國，並吸收美中兩國的公債與貨幣作為外匯儲備，川普貿易戰可能會幫助中國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相關報導： 川普祭出貨幣戰》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籲長期抗戰《外交政策》：中美貿易談判恐拖過2020年大選 ｜ 更多文章 ）
美對中貿易戰由關稅打到貨幣戰，在2019年8月6日，美國財政部突然宣布將中國列為正式匯率操縱國。美國決定匯率操縱國法律依據有「1988年綜合貿易暨競爭力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及「2015貿易便捷化暨執行法」（Trade Facilitation and Trade Enforcement Act of 2015）。中國事實上並不符合美國根據「2015貿易便捷化暨執行法」所定匯率操縱國的主要三項認定標準，第一，對美國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第二，經常帳順差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率超過2%。第三，持續性進行單邊外匯市場干預，且年度內反複進行淨外匯購買金額超過GDP的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