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承恩專欄:當兩制與一國對撞

2019-08-16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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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香港局勢,不確保兩制可能就沒有一國;不給自治更大空間,就要逼人民主張自決。中國的政治思維與體系是否運用「一國」與「兩制」的槓桿,處理當前的香港抗爭,很快就要答案揭曉。 圖為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在香港國際機場高舉英國國旗。(AP)

當前香港局勢,不確保兩制可能就沒有一國;不給自治更大空間,就要逼人民主張自決。中國的政治思維與體系是否運用「一國」與「兩制」的槓桿,處理當前的香港抗爭,很快就要答案揭曉。 圖為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在香港國際機場高舉英國國旗。(AP)

正當香港公民抗議如火如荼時,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八月一日受訪時說:「騷亂(riots)是香港和中國之間的事情,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解決,不需要他人的建議。」此言令冀望國際介入香港當前局勢的人士失望,卻得來中國政府讚揚。

香港向來是國際議題

中國的讚揚可能太早了。若深入瞭解香港國際地位與西方國家向來的香港政策,這句話不似表面般消極,反倒是在說香港問題的解決,完全看中國如何處理,特別是中國的主權觀念與政治體系是否容得下「一國兩制」。而香港反送中抗爭延燒出的人民與北京政府火車對撞的態勢,已快將一國兩制推下斷崖。若中國選擇以武力介入,受損的不但是經濟利益,更可能是主權與領土統一。

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之所以保持香港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與獨立關稅地區,正是因為香港萬商雲集,其變動立即成為國際議題。一國兩制是各方妥協下的產物,此一模式符合各方利益:英國向來只重視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對於民主進程只有在接近九七大限時才有口無心地推動;中國希望藉香港這個窗口與世界經濟接軌,持續其改革開放,同時對政治異議睜一支眼閉一支眼。

這個八四年的模式也是香港本地商界菁英與各政權間的妥協。在中英談判中,香港人民是被當成被統治的客體,其意見無法影響香港最終命運。背後的假設是:民生經濟為先,治理模式與政治權利毋須勞煩港人操心。特首林鄭月娥近期在記者會上強調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呼籲停止暴力,暗示要以強硬手段對付示威者。

在《中英聯合聲明》基礎上,英國國會每半年會針對此聲明的執行做成觀察報告,至今未曾中斷。美國也制訂《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不定期審酌是否繼續賦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香港問題的國際化更根本在於:國際企業、銀行與資本是否持續立基香港為營運基地,也就是商人的用腳投票。

2019年8月5日香港三罷,特首林鄭月娥舉行記者會(AP)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近期多次舉行記者會,仍無法平息人民怒火。(資料照,AP)

朝向「一國」,北京呷緊弄破碗

「一國」與「兩制」的內建矛盾是:到底要維持「兩制」?還是朝向「一國」?

就機制的建立上,北京擁有香港主權,《基本法》是中國的內國法。香港的自治權力雖有《中英聯合聲明》的軟性國際保證,但推到最後仍是由北京所賦予。依照中國的觀點,《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主權移交時已經履行完畢,因此是「歷史文件」,亦即香港的治理全看北京如何決定。

另一個吊詭的機制是,「五十年不變」的時間限制。若是強調「不變」,似乎香港還能在一定時間內保有其生活方式。但是從北京觀點,一國兩制成為達到終極「一國」的工具,五十年是給它逐步推動社會融合的時間。

種種跡象顯示,北京不斷運用每個機會,推動其「一國高於兩制」:經貿關係的更緊密結合、人員流動的控制、管制權力的侵入,乃至送中條例背後的司法管轄延伸……。這些推動終極「一國」的手段不斷侵害香港既有的生活方式,人民忍無可忍,怒吼終於在反送中運動中爆發出來。

沒有自決就沒有自治

一國兩制另一個內建的矛盾是:經濟與政治自主的脫節。英國與中國都把港人當成經濟至上的動物,假設人民對政治權利與治理模式漠不關心。但是當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時,要求對自身相關的議題擁有決定權,這是再卑微不過的請求。問題是,不論就政治民主化、文化教育議題或區域發展,香港人民都發現北京的威權籠罩。

自治(self-governance)無法實現,是否因為缺乏自決(self-determination)?北京政府一進入聯合國,就要求將香港與澳門從聯合國非自治領土清單上撤下來,否定其殖民地地位,並關上兩地人民自決的大門。過去,自治與自決被認為是可區分的,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有不能侵害中國主權的界限;但近年來的受挫,告訴香港人的是,沒有民主自決的地位,不可能有自我治理的空間。反送中運動演變為對中國(藉港府)統治的全面反彈,乃至港獨支持度的升高,正在宣告一國兩制政經分離的破產。

抗議「反送中」與「爆眼少女」的群眾連續第二天現身香港國際機場,癱瘓離境大廳與機場運作。(美聯社)
抗議「反送中」與「爆眼少女」的群眾連續第二天現身香港國際機場,癱瘓離境大廳與機場運作。(美聯社)

送中運動另一項與過去抗爭不同的是,其規模與分布在在展現了運動的廣泛社會基礎。抗爭者的置之死地而後生,展現的是在傳統菁英統治與社經階級秩序下,底層人民退無可退的決心。相較於一國兩制背後的菁英合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階級革命意義,未來可能更加明顯。

兩制與一國對撞下,牽涉的不僅是香港如何治理,更包括中國能透過一國兩制確立其主權的同時,能否容許不同社經體系的存續與繁榮。當前,不確保兩制可能就沒有一國;不給自治更大的空間,就要逼人民主張自決。中國的政治思維與體系是否能夠處理當前的香港抗爭,很快就要答案揭曉。

*本文原刊《新新聞》1693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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