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香港公民抗議如火如荼時，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八月一日受訪時說：「騷亂（riots）是香港和中國之間的事情，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解決，不需要他人的建議。」此言令冀望國際介入香港當前局勢的人士失望，卻得來中國政府讚揚。
香港向來是國際議題
中國的讚揚可能太早了。若深入瞭解香港國際地位與西方國家向來的香港政策，這句話不似表面般消極，反倒是在說香港問題的解決，完全看中國如何處理，特別是中國的主權觀念與政治體系是否容得下「一國兩制」。而香港反送中抗爭延燒出的人民與北京政府火車對撞的態勢，已快將一國兩制推下斷崖。若中國選擇以武力介入，受損的不但是經濟利益，更可能是主權與領土統一。
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之所以保持香港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與獨立關稅地區，正是因為香港萬商雲集，其變動立即成為國際議題。一國兩制是各方妥協下的產物，此一模式符合各方利益：英國向來只重視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對於民主進程只有在接近九七大限時才有口無心地推動；中國希望藉香港這個窗口與世界經濟接軌，持續其改革開放，同時對政治異議睜一支眼閉一支眼。
這個八四年的模式也是香港本地商界菁英與各政權間的妥協。在中英談判中，香港人民是被當成被統治的客體，其意見無法影響香港最終命運。背後的假設是：民生經濟為先，治理模式與政治權利毋須勞煩港人操心。特首林鄭月娥近期在記者會上強調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呼籲停止暴力，暗示要以強硬手段對付示威者。
在《中英聯合聲明》基礎上，英國國會每半年會針對此聲明的執行做成觀察報告，至今未曾中斷。美國也制訂《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不定期審酌是否繼續賦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香港問題的國際化更根本在於：國際企業、銀行與資本是否持續立基香港為營運基地，也就是商人的用腳投票。
朝向「一國」，北京呷緊弄破碗
「一國」與「兩制」的內建矛盾是：到底要維持「兩制」？還是朝向「一國」？
就機制的建立上，北京擁有香港主權，《基本法》是中國的內國法。香港的自治權力雖有《中英聯合聲明》的軟性國際保證，但推到最後仍是由北京所賦予。依照中國的觀點，《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主權移交時已經履行完畢，因此是「歷史文件」，亦即香港的治理全看北京如何決定。
另一個吊詭的機制是，「五十年不變」的時間限制。若是強調「不變」，似乎香港還能在一定時間內保有其生活方式。但是從北京觀點，一國兩制成為達到終極「一國」的工具，五十年是給它逐步推動社會融合的時間。
種種跡象顯示，北京不斷運用每個機會，推動其「一國高於兩制」：經貿關係的更緊密結合、人員流動的控制、管制權力的侵入，乃至送中條例背後的司法管轄延伸……。這些推動終極「一國」的手段不斷侵害香港既有的生活方式，人民忍無可忍，怒吼終於在反送中運動中爆發出來。
沒有自決就沒有自治
一國兩制另一個內建的矛盾是：經濟與政治自主的脫節。英國與中國都把港人當成經濟至上的動物，假設人民對政治權利與治理模式漠不關心。但是當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時，要求對自身相關的議題擁有決定權，這是再卑微不過的請求。問題是，不論就政治民主化、文化教育議題或區域發展，香港人民都發現北京的威權籠罩。
自治（self-governance）無法實現，是否因為缺乏自決（self-determination）？北京政府一進入聯合國，就要求將香港與澳門從聯合國非自治領土清單上撤下來，否定其殖民地地位，並關上兩地人民自決的大門。過去，自治與自決被認為是可區分的，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有不能侵害中國主權的界限；但近年來的受挫，告訴香港人的是，沒有民主自決的地位，不可能有自我治理的空間。反送中運動演變為對中國（藉港府）統治的全面反彈，乃至港獨支持度的升高，正在宣告一國兩制政經分離的破產。
送中運動另一項與過去抗爭不同的是，其規模與分布在在展現了運動的廣泛社會基礎。抗爭者的置之死地而後生，展現的是在傳統菁英統治與社經階級秩序下，底層人民退無可退的決心。相較於一國兩制背後的菁英合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階級革命意義，未來可能更加明顯。
兩制與一國對撞下，牽涉的不僅是香港如何治理，更包括中國能透過一國兩制確立其主權的同時，能否容許不同社經體系的存續與繁榮。當前，不確保兩制可能就沒有一國；不給自治更大的空間，就要逼人民主張自決。中國的政治思維與體系是否能夠處理當前的香港抗爭，很快就要答案揭曉。
＊本文原刊《新新聞》1693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