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顯示，北京不斷運用每個機會，推動其「一國高於兩制」：經貿關係的更緊密結合、人員流動的控制、管制權力的侵入，乃至送中條例背後的司法管轄延伸……。這些推動終極「一國」的手段不斷侵害香港既有的生活方式，人民忍無可忍，怒吼終於在反送中運動中爆發出來。
沒有自決就沒有自治
一國兩制另一個內建的矛盾是：經濟與政治自主的脫節。英國與中國都把港人當成經濟至上的動物，假設人民對政治權利與治理模式漠不關心。但是當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時，要求對自身相關的議題擁有決定權，這是再卑微不過的請求。問題是，不論就政治民主化、文化教育議題或區域發展，香港人民都發現北京的威權籠罩。
自治（self-governance）無法實現，是否因為缺乏自決（self-determination）？北京政府一進入聯合國，就要求將香港與澳門從聯合國非自治領土清單上撤下來，否定其殖民地地位，並關上兩地人民自決的大門。過去，自治與自決被認為是可區分的，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有不能侵害中國主權的界限；但近年來的受挫，告訴香港人的是，沒有民主自決的地位，不可能有自我治理的空間。反送中運動演變為對中國（藉港府）統治的全面反彈，乃至港獨支持度的升高，正在宣告一國兩制政經分離的破產。
送中運動另一項與過去抗爭不同的是，其規模與分布在在展現了運動的廣泛社會基礎。抗爭者的置之死地而後生，展現的是在傳統菁英統治與社經階級秩序下，底層人民退無可退的決心。相較於一國兩制背後的菁英合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階級革命意義，未來可能更加明顯。
兩制與一國對撞下，牽涉的不僅是香港如何治理，更包括中國能透過一國兩制確立其主權的同時，能否容許不同社經體系的存續與繁榮。當前，不確保兩制可能就沒有一國；不給自治更大的空間，就要逼人民主張自決。中國的政治思維與體系是否能夠處理當前的香港抗爭，很快就要答案揭曉。
＊本文原刊《新新聞》1693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