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要說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影響世世代代中國人的「百年國恥」情緒對這些將領叛變的選擇沒產生影響，應該是不太可能的。畢竟日軍在東南亞取得的勝利，鼓舞的不只是百年來遭英國與荷蘭殖民的緬甸人、印度人、馬來人、印尼人及海外華僑，還包括了今年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中，在元朗地鐵站穿著白衣服毆打抗爭群眾的洪門幫眾。
在1941年香港保衛戰的過程中，包括「和勝和」在內的洪門幫眾，組織了名為「勝利友」的「第五縱隊」，配合日軍進攻英軍。洪門早年曾積極支持孫中山提倡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如此積極配合日軍進攻英軍，想必是受到「大亞洲主義」思潮影響。可見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風光的這兩年時間內，為數不少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對「大東亞共榮圈」是有所期待的。
孫良誠、吳化文、王勁哉、孫殿英與龐炳勳並不需要積極配合日軍與盟軍作戰，只要他們不認為日本治理下的亞洲比美國治理下的亞洲差，對盟國的戰略就會產生不利的影響。這不只將導致其他中國軍隊停止對日軍作戰，更會鼓勵淪陷區居民支持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對於此刻將重點放在歐洲戰場的羅斯福總統而言，蔣中正放棄抵抗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事實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效命汪精衛的國民黨人，也非全然都是地方將領，還有其實是中央黨部人馬。如1943年2月在山東投敵的厲文禮，就是俗稱「藍衣社」的中華復興社成員。可見以取消「鴉片戰爭」之恥為號召的汪精衛政權，在當時對國民黨內的民族主義者而言還是具有相當號召力的。公然叛變的人不可信，那麼留在抗日陣營裡的，是否就都可信呢？
唯一親美的中國強人
根據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檔案，並不是美國不曾物色過其他中國領袖，而是在眾多有能力領導中國抗日反共的領袖中，只有蔣中正符合美國同時反對法西斯與共產黨的國家利益。比方說山西地方實力派出身的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從1940年開始就基於壓制共產黨的目的與日軍有所勾結。
閻錫山手下的晉綏軍第61軍，甚至還與日軍相互以「友軍」稱呼，可見他的作戰重心早就不在對日作戰上。而蔣中正的左右手，時任軍政部長的何應欽將軍，更被戰略情報局評估為「親日派」的代表人物。西安事變爆發時，何應欽就大力主張以中央軍進攻劫持蔣中正的東北軍與西北軍。包括戰略情報局的文獻在內，多主張何應欽不惜藉此機會將蔣中正一起產剷除掉。
若1937年國民政府是由何應欽領導，中華民國極有可能全面倒向日本，進而成為軸心國集團的一員。縱然曾經爆發過「史迪威事件」（Stilwell Incident）這樣的激烈衝突，但是美方對蔣中正的抗日意志從來不曾有過懷疑。倒是對何應欽將軍，存在相當程度的提防。無論是閻錫山還是何應欽，都是在蔣中正的監管下才打消親日的念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