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既要克制政府，又要利用政府，整個社會需要政府來幫助底層弱勢—向他們伸出援手，幫助他們完成他們無法獨立完成的事情，同時也要協助他們發展能力，讓他們最終能夠自行處理事情。這裡的社會援助與自力救濟並非二分法，政府既不能袖手旁觀，也不能一手包辦；政府不能不去維護安全網，但也不能避免給予需要的人直接補助；不能無視於自己的角色，必須成為社會的資源，也必須融合自己的力量，以有創意的方式在營利與非營利領域互動，跟私人企業和私人慈善單位相互結合。
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薪資架構，企業主管有能力，但是缺乏決心藉由提高薪資、犧牲上層來縮小差距，修訂稅收結構可以誘導這樣的政策出現。政府有能力立法提高最低工資，但是缺乏政治決心，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大部分的低收入美國人不為自己的利益投票，或者是根本不去投票，無法與私人企業複雜的遊說和政治獻金相比。此外，最低工資是一種粗糙的工具，使用的技巧也還不夠完善。對於該調漲多少薪資，才不至於傷害到企業家的冒險精神，經濟學家們在這點上意見分歧；儘管聯邦政府的最低工資在通貨膨脹之下，實際購買力已經降低了，這使得最低工資有很大的調漲空間，也不會造成傷害。有十八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已經將當地的最低工資從每小時七點四美元，調整為每小時九點零四美元，遠高於聯邦政府規定的七點二五美元。
一個改善這項工具的辦法是，在不同地區設定不同的最低工資，根據當地的生活成本而定。還有另一個辦法是「生活薪資」（living wage）法案，有一百多個鄉鎮和城市，要求那些與政府簽約的私人企業，必須支付七點五美元到十五點三九美元的時薪，因為經過計算，這樣的水準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開銷。
初步的成果顯示，有些地區的最低預算增加了，政府對於工人家庭的補助減少了，承包商則鬆了一口氣，不必再壓縮員工薪水以爭取低標。然而有些經濟學家懷疑，生活薪資搞錯了目標對象，因為那些受雇於這類工作的人，工作能力較好，並不像最低工資的階層那麼需要援手。
還有其他辦法能解決市場報酬跟舒適生活之間的差距，有個方法是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可以獎勵工作。雖然這筆款項看起來像是對員工的補貼，但其實也是對雇主的補貼。他們可以給工人低工資，卻不會造成太大的痛苦；缺點是這項計畫的確讓許多大型企業間接受惠，從沃爾瑪超市到麥當勞都是，幫助他們獲得更多利潤。不過，儘管我們很聰明地發明了這項工具，卻沒有鼓起足夠的決心讓它能夠充分發揮影響力。生活成本年年看漲，這項計畫卻從一九九六年以後就沒有調整增加過。二○○三年，小布希向國會要求一億美元，不是要增加補貼，而是要多雇用六百五十名審計師來稽查造假的詐欺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