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與決心:《窮忙》選摘(4)

2016-08-23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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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補助的交換,私人企業可能會被要求回饋社會更多,但是那種情況很少發生,因為創造就業機會就等同是足夠的回報了。在這一點上,聯邦與地方政府的控管可能會妨礙到國家經濟利益,因為一旦地方政府彼此激烈競爭,競相提供稅收減免,他們也就削減了自身的稅基,扭曲了工作機會的地理分布;在阿拉巴馬州和南方其他地區,幾乎沒有勞工組織,這些誘因提高了國內某些最貧窮地區的居民的收入,但卻也轉移了工作機會,削弱了該地區的工會。美國工人參與工會的比例逐漸下降,一九五○年到二○○九年之間,全國工會的比例從百分之三十五下降到百分之十二點三;在政府部門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參加了工會,但是在私人企業中,這個數字只有百分之七點二。務。這個國家的富強靠的是那些薪資微薄的勞工—這項事實不會改變,所以改善勞工薪資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升遷和向上流動,讓新的勞工流入底層的低薪職位。在理想的情況下,大部分人最終都可以爬升到像樣的薪資架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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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K‧謝普勒 David K. Shipler,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八年任職於《紐約時報》。曾於紐約、西貢、莫斯科與耶路撒冷從事新聞報導,後擔任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首席外交記者。此外,他也為《紐約客》、《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撰寫文章。一九八三年與托馬斯‧弗里德曼獲喬治‧波爾克新聞獎,二○○一年以《受傷的靈魂》(Arab and Jew: Wounded Spirits in a Promised Land)獲普立茲獎,著有《俄羅斯:破碎的偶像,莊嚴的夢想》(Russia)、《陌生人的國度:黑白美國》(A Country of Strangers)。現為布魯金斯學會客座學者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並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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