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作者提到如果生活水準都已提升，焦慮程度卻不減反增，我們就不能從物質生活缺乏的角度來尋找成因，該把焦點轉到社交生活上。社會生活中，「自我意識過剩」的症狀包含害羞與社交恐懼，他們認為這或許是整體焦慮感上升的重大原因。幸福感與我們對薪資的滿意度，取決於與他人薪資比較的結果，而非薪資是否足以負擔自己所需的物質生活。但社交焦慮的認定，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涉及個體對「自我」的表徵差異。過去研究認為相較於西方強調獨立自我觀，並透過社會教化及社會結構所鞏固的「獨立我」系統；在強調社會關係取向的華人社會下，社會規範與人我關係型塑出個體社會行動，以及與自我概念的關連是重要因素。目前台灣研究發現強調社會關係取向的「互依包容的自我」，是傳統社會型塑的自我內涵核心，而華人社會在現今現代化和社會變遷之下，已逐漸發展出兼容並蓄傳統文化自我、西方獨立我的「折衷自我」的現身。折衷自我的概念面對社會財富不均與健康不平等處境，是如何與他人比較，平等主義的訴求是否就足以回應台灣民眾的社會心理狀態，是閱讀此兩本書時，得以深究的議題。
進言之，台灣社會的政治心理藍綠極化，除心理上的情感傷害，社會信任感的失落文化，亦是關鍵。這使人想到精神分析的一則笑話：當某人被鄰居指責弄壞了借來的茶壺時，會先表示我歸還的時候沒有壞，接著又說茶壺本來就壞了，最後則是否認他曾向鄰居借過茶壺。彷彿只要其中任一個藉口被接受，就可以證明他沒做錯。「借來的茶壺」如此前後矛盾的論據，只是為了否認一個事實，我還給你的，是一個破壺。當政治人物老是為自己的信任失格尋找理由，其邏輯與「借來的茶壺」如出一轍。要否認的是，留給台灣的資產是信任文化崩解的事實。
信任不只是個認知議題，是對世界系統的穩定信念，更是一種情緒安定的特徵。從信任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信任的基礎來自於一種個人內在秩序的「民主化」歷程，也就是透過自律的發展而形成信任，並非透過外在他律法則的「殖民化」歷程而形塑。精神分析家弗洛姆（Fromm）曾指出，過去的社會安全而不自由，人們嚮往自由；現代的社會是自由而不安全，人們卻意圖逃離自由，對安全秩序和轉型正義的信任系統已然動搖。置身國際潮流與在地變革中的台灣社會，重建正義社會與信任心理文化，進而創造健康均等的友善環境，是無可迴避的重大議程。
這兩本書在台灣出版的意義，不是序曲與終章，而是間奏篇；不同文化處境下，可以有差異層次的反思閱讀、書寫實踐和倫理行動。此刻，這兩本系列書的中文出版，提供重要的篇章，等待迴響與重新編曲。期待讀者透過反覆思辯，得以充實回應生活挑戰所需的精神內勢資源，更能積極面對外在實質的或潛在的或已然到來的危機。
＊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本文為《社會不平等》與《收入不平等》兩書的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