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退伍前一個阿兵哥告訴邱毓斌的，他受長官吩咐每個星期寫邱毓斌3000字行蹤報告，很困惑為什麼要這樣記錄邱毓斌，問以前是不是販毒、做黑道，當邱毓斌回「沒幹嘛，就上街頭」時，對方整個愣住：「靠，那又不是什麼嚴重的事！」
邱毓斌可以理解那阿兵哥只是奉命行事，知道自己整個軍旅生活被寫，他只是涼涼說：「啊，辛苦辛苦，早知道你跟我講，我寫給你就好了嘛！」
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威權統治不一定天天拿槍指著你，他讓你恐懼就好
在邱毓斌看來線民未必是惡意，一種可能單純因為「忠黨愛國」被吸收，更多的或許是自知監控不道德、卻因害怕或恐懼被逼著做的人，或是像當初去他家的管區警察、當兵時記他的阿兵哥，這些監控對他們來說只是「執行業務」，就算不以為然還是會照長官吩咐做事，「我不會期待這種人在那年代揭竿而起說『我不會做，這怪怪的』，你去懷疑的反而是怪咖、你不照做的反而是怪咖。」
只是未必是惡意的行為依然造成不小傷害，甚至可能造成錯殺。促轉委員葉虹靈舉例，1983年東吳政治系教授被線民捏造行蹤遭解聘，當時校方說法是政治系要減班，但在檔案裡很明顯地寫著黃爾璇是「偏激教師」、不能待在校園。
更深遠的影響是造成「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不敢隨意說話，就連要被「吸收」的學生也一樣恐懼。過去台大政治系學生黃秀如日前投書促轉會提到，當年她是國民黨員、加入大學新聞社，大一時教官要她去編輯會議做記錄回報開會內容，她嚴正拒絕當間諜：「教官，不要污染我這種心靈純潔的學生！」當局還是想吸收她，再找了黨部、調查局接觸，她永遠忘不了某天深夜有個聲音溫柔的男性打電話給她，說知道她一切的事情、甚至有私人看病的記錄。
「這一通電話，讓我真正開始害怕。」黃秀如雖然還是拒絕當線民，但那通電話給她不小影響，包括1986年她雖加入學長吳介民組成的鹿港杜邦調查團，不到3天她就逃走：「情治單位就是會透過各種關係以各種方式恐嚇你，而我真的嚇壞了。後來想想，我應該是那個圈子裡最膽小的人吧……」
「威權統治不一定天天拿槍指著你，他讓你恐懼就好。」邱毓斌這麼說。這些恐懼甚至蔓延到他的父母身上，身為軍公教的父母很清楚監控系統如何運作、資料會跟著孩子一輩子：「所以你會對小孩的未來心生恐懼，會擔心小孩大學會不會無法畢業、當兵會不會被操很慘、是不是不能出國、找不到工作、顛沛流離……這種恐懼就來了，不一定想到我兒子要去綠島坐牢，但光想到那段，很多父母就手腳軟了。」
親戚也因為擔憂而對邱毓斌的父母施壓，痛罵媽媽：「會不會教兒子？妳怎麼教這種兒子！」即便政治立場相近的親戚也會勸邱爸爸說要跟兒子「講一下」，邱毓斌說媽媽長期活在壓力裡，到了過世前幾年70多歲時講到最後都還是會哭，儘管爸爸總會頂回去「你們不要管，這兒子講不聽」，那些壓力依然持續壓在他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