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被抓走長達10年，卻幾乎沒有人可以聽她說話，連寫在日記都不行──談起白色恐怖，有形的刑求、電擊、槍決相對容易被看見，無形的監禁、噤聲、說不出口等痛苦卻是難以被察覺，而如今身為藝術家的蔡海如，也曾是不得不沉默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二代」之一。爸爸在她9歲時被抓走、19歲那年才回家，大人說爸爸是出國了，她卻始終困惑爸爸為什麼可以出國這麼久，直到某天翻閱大人們的剪報才驚覺：為什麼，爸爸會被說是「匪諜」？
「『蔣公』過世我們也還哭呢，明明爸爸是被這人關的……」蔡海如淡淡說。從小得知爸爸罪名以來，她有30年期間難以跟任何人討論，1997年受邀參展二二八美展時，主辦單位並不曉得蔡海如的爸爸正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她大哭整整1個月：「我躲得千辛萬苦，我還要去面對這個！」
爸爸被抓走的秘密藏在心裡30年，儘管後來爸爸回家了、一家人看似好好的，那段沉默的歲月依然隱隱發疼。如今蔡海如以藝術引領白色恐怖受難者身旁一齊陷入「無形大牢」的家屬吐露心聲，或許過程會有淚水，但她盼望的，是這些痛苦終能被洗滌。
小學畫海報寫「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 翻報紙驚覺爸爸被控「匪諜」哭慘
據促轉會提供資料，蔡海如的家族可謂「一家三代都是政治犯」──曾祖父蔡惠如在日治時代為政治運動家曾經下獄，祖父蔡珍曜於二二八事件也曾下獄，到了蔡海如的父親蔡意誠，因為參加讀書與地下黨一度陷入牢獄長達14年，1976又因受匪諜案入獄達10年。而蔡海如小學時面臨的就是爸爸第二次入獄，從9歲到19歲，爸爸都不在身邊。
小時候媽媽總會說是爸爸出國了，但蔡海如很困惑：「哪有出國那麼久？之前出國很快就回來啦，而且還有帶禮物！」有時候夜裡她也會看到媽媽在床邊大哭，想著「爸爸是不是拋棄我們」，左思右想、胡思亂想，直到不小心瞥見大人們放在抽屜的剪報，她才得知更震撼的現實。
憶起為何會翻到報紙，蔡海如說是因為家裡的報紙總是有一格一格被挖空的，她覺得好奇，就跑去翻大人的抽屜，怎知道翻出的都是爸爸被判刑的報導。
匪諜──報紙是這樣說爸爸的。蔡海如從小就立志當畫家，還被學校推舉去畫「保密防諜」的海報，上頭一定要寫「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沒想到自己爸爸就被說是「匪諜」，那時幼小的蔡海如受到的衝擊非同小可。
「我就是去偷翻，也不敢問大人，看完很無助就去哭，我看著兩個妹妹還在玩，超無助的……」蔡海如說。小時候她也不知道爸爸還有第一次被關，後來大家會開玩笑說「原來爸爸也去唱過綠島小夜曲」，她能知道的僅止於爸爸愛讀書、讀了一些像馬克思主義的書所以被抓去關，大人們不會告訴她太多，能知道的幾乎是偷聽。
蔡海如的童年，對於爸爸發生什麼事就是這樣一團迷霧──家裡開工廠，很多親戚都在家庭工廠上班，姨丈、姨媽每周末傍晚會在工廠說故事，假日家族偶爾也會去踏青，看似一片和樂，但「你處在一種有個事情很嚴重，可是他好像不能講、被壓到很深的狀態」，一個家人缺席的痛苦，所有人都壓進去了。
「我們只能好好繼續長大而已，沒有其他能力跟作為」一株黃金葛說出她的無能為力
儘管家裡偶有黨外雜誌出現、蔡海如從上面看到了政府與主流媒體避而不談的迫害，但她已經習慣不去談了，就連藝專畢業到法國讀書也沒跟人談過，沒有任何同學知道她家裡的事，加上爸爸在她19歲時回來了，一切似乎更不能講：「好像我們家很好命，我爸永遠都在國外。」
「我是早就習慣不能說……我跟我爸從小有寫信，我會覺得我跟他可以談任何事情，可是我很自然避掉他之前那些案情什麼的事情。」蔡海如說。只是就算避而不談，事情仍是會找上門來，蔡海如在專業領域受到第一次重大的衝擊就在1997年，那時候沒有任何人知道她是政治受難者二代、只因為她是當代藝術家而找她參加二二八美術展，那時蔡海如崩潰了，哭了1個月。
「我躲得千辛萬苦，我還要去面對這個！」蔡海如從未想過自己會面臨不得不面對的狀況：「我到底還要說什麼呢？我沒有能力說什麼，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感覺，大家都過好好、妳爸爸還在旁邊，我到底要說什麼？那感覺很奇怪……」
後來蔡海如第一件作品就叫「無題」，她在一個又高又大的黑色桌面擺上小瓶子，裡頭插2、3根黃金葛，桌上有個垂吊的凸鏡會隨風慢慢轉，鏡面裡寫了「悲情昇華」一語，蔡海如解釋：「作品意思就是，不管我桌面上桌面下發生什麼事情，我面對的、我能力只能夠我們好好繼續長大而已，沒有其他能力跟作為……」
身為孩子似乎只能好好繼續長大而已，家裡發生什麼事都無能為力，當媽媽以後，蔡海如的心情就更複雜了──一方面她覺得還是不能談，她不想因為自己想知道什麼去刺痛父母的傷口，要去挖什麼說什麼都怕大人傷心，但一方面她也會想：「如果我還是對這些不了解，我如何教育我的下一代？」
於是2008年開始，蔡海如去了解家族歷史，2013年她又到關渡美術館創作，展覽的5月17日正好是台灣第一艘船到「火燒島」（綠島），「我爸爸就在那船上……」
更進一步，蔡海如又引著同為白色恐怖受難者二代來辦展：「我是覺得好多好多人聲音沒辦法出現，就算想講也沒有人要聽，我過去也是這樣，沒有人要聽是因為找不到方法講，還有些人要講就找心理醫生講……」辦展前她進行過幾次座談，一群沉默的二代終於有機會傾訴：「一講出來，你會發現大家都一樣耶！你不會隨便輕易說這些事，你會覺得你講別人不懂、只會覺得好可憐，但在這場合有『安全感』，大家身份一樣，你會聽到大家的差異性跟共同性……」
看見被隱形的「二代」之傷：我們真的很幸福、可以過很好了，但還有很多人不是…
如今蔡海如已是白色恐怖領域的創作團隊常駐者，她說這過程可謂一次次強迫自己「升級」，一開始她無法接受人訪談、作品也都是盡量讓其他二代來談，但她後來越來越進化，2016年那時爸爸過世，她慶幸的是自己有替爸爸做什麼：「我會覺得還好我都做了……那時候他也90歲也病了好幾年，作為一個女兒來說，我對我那麼愛的爸爸，會覺得我至少替他做這些事。」
「我有查覺到傷口，我去翻他，越翻越多要經過很長時間陣痛幹嘛，結果我這幾年都是做相關的東西，那個處理變成主動去做，自己會得到一個修復療癒。」蔡海如說。她也慶幸自己有藝術專長，可以讓她透過作品去表達心情。
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妻子的媽媽也對蔡海如的創作默默表達支持，儘管蔡海如年幼時媽媽不願多說，但在蔡海如創作需要用到黃金葛時，也都是媽媽幫忙種的，她永遠記得那是媽媽幫忙的。蔡海如的兒子也關注轉型正義，他這樣告訴大人們：「我不要阿公被覺得是『共匪』。」
蔡海如還是會哭，她記得近期在綠島排練「布拉瑞揚」表演時，那時天邊正好有燕子一陣陣飛過，看著爸爸的名字、被槍決者的名字列出，她當下有一種「啊，他們聽到了」的感覺。在她看來傷痛是要被清洗的，透過一次次清洗慢慢療癒，而淚水正是一種清洗方式。
談起轉型正義，蔡海如一再強調她無法替任何受難者家屬代言，只是在她看來，她現階段最期盼的是：「至少香港先OK。」日前香港因為「送中條例」引起200萬人上街、期望守住香港的司法自主，這在蔡海如看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香港人面臨的是近在眼前的民主威脅，台灣人也難置身事外。
「我現在關心的不只是我們家的事，我現在要說的不是我爸爸怎樣，我們真的很幸福、可以過很好了，但還有很多人不是。」蔡海如說。長期下來她還是對轉型正義有樂觀，關注轉型正義的人們各司其職，有人用報導、有人用藝術創作、有人拍戲或寫音樂、也有期限只有2年的促轉會，人們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上努力，氛圍已跟5年前不同，關心的熱度早已遠遠超越過往。
從無法訴說到積極創作，蔡海如是花了30年才走到今天，然而這社會上或許還有更多受難者二代很難說出口。威權時期被噤聲留下的傷口或許還在台灣許多人心中隱隱作痛，而這些傷口唯有被看見被說出才有和解的可能，這段路蔡海如走過了，她也將繼續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