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推出《逃犯條例》草案（民間稱「送中條例」），觸發兩百萬香港市民上街抗議，打破香港歷來遊行示威人數紀錄。七月一日適逢香港回歸二十二周年，又有五十多萬示威者參加大遊行，還發生部分群眾撞破立法會大樓玻璃，並於晚間進入、短暫占領立法會。
林鄭創歷任特首最低評分紀錄
鑑於近日「反送中」風波，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在六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的調查顯示，特首林鄭月娥的評分僅為三十二．八分，較兩星期前急跌十．五分，支持率只有二三％，反對率則是六七％，民望淨值跌至負四四％，成為歷任特首評分中的最低紀錄。
在梁振英年代，先後出現二○一二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和一四年爭取民主和普選的「雨傘運動」，但規模都不及這次「反送中運動」。可見民怨加深，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將更困難，今年七月一日更發展成短暫占領立法會，就如同台灣太陽花運動。在此，不妨把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做一對比，同時預示香港的政治前景。
這次「反送中運動」出現多個新現象，例如：
一、沒有主要組織者。在雨傘運動（亦稱佔中運動，即佔領香港中環商業區）期間，「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學民思潮、學聯等是站在前台的組織者。但這次反送中運動，參與者多是懷著同一目標而自發參與的，並沒有主要的、明顯的、公開的組織者。在這樣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中不多見，反映市民大眾對送中條例極度不滿。
二、雨傘運動抗爭方式比較傳統，組織者通過自身號召和傳媒管道，動員和引導參與者行動；但這次反送中運動參與者更多運用網路軟體Telegram做為主要聯繫方式。
Telegram讓反送中串連力強過傘運
據悉，這是香港首次在社會運動中應用Telegram，以至港府一時間無所適從，既不能完全禁絕（因為伺服器不在香港），也因為如果完全禁絕，官方將無法知悉參與者動向。
Telegram的威力在於它的連結方式更快和更廣泛，可以產生幾何級數的效應。參與者即使同場，也不會直接談話，而是通過Telegram溝通。據聞，在反送中運動至少有五萬人是Telegram的活躍使用者，再通過他們「開枝散葉」，動員能力已非雨傘運動所能及了。
三、雨傘運動組織者雖然有其號召力，但畢竟在群眾運動中未必能號令天下，總有不同意見。所以在雨傘運動後來已出現「拆大台」的聲音，不要組織者的指揮，即「沒有大佬」的文化。這次反送中運動中，沒有大台、沒有大佬的訴求和文化更加凸顯，以至港府即使願意與民眾對話，也遇到「群龍不知誰是首」的惘然。
四、在雨傘運動中，組織者和參與者都遇上或進或退的決策困難，到底什麼時候應該暫緩行動（即減少對政府的壓力，創造回旋空間，俗稱見好就收）？什麼時候應該堅持下去？經常出現爭論。
但這種情況在反送中運動卻不多見。發動和參與行動的人彷彿很有默契，一下子就集體行動，但有需要時又很快撤退。
例如兩次包圍警察總部，人多勢眾時繼續包圍，到凌晨三時後，大部分人都撤離現場。又如包圍立法會，參與者分兩個時段撤離，一是凌晨零時，即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申請集會的結束時間；二是凌晨四時，因為警方可藉「恢復交通秩序」採取行動，抗爭者在四時前撤退，不會授之以柄。
七月一日晚上的情況更為典型，抗爭者湧進立法會大樓，警方本來守在玻璃門後，但一下子全部退卻，有點像「引蛇出洞、請君入甕」之計。抗爭者留守立法會直到凌晨十二點，警方出動清場，抗爭者馬上撤退；有四位抗爭者不願退場，被一百多人合力護送和抬走。抗爭者說「一個也不能少」，保留實力，抗爭到底。想起來有點像中共起家時的戰術：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駐我擾，敵疲我打。
台灣人開始對港人能感同身受
更重要的是，抗爭者有兩次包圍稅務大樓和入境處大樓，被指「擾民」；其後，若干抗爭者重返現場，鞠躬道歉，旨在爭取市民理解他們的訴求。這些都是雨傘運動期間不大重視的公關策略。
兩次運動的變化也包括台港互動，這一點筆者感受尤深。一三年，筆者前往台灣採訪時，曾問過台灣朋友對「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即中共對香港的手法可能有一天在台灣出現）的看法，台灣人明顯沒有切膚之痛。
但一六年總統選舉期間發生「周子瑜事件」，中國大陸對台壓力愈見明顯，台灣朋友的切膚之痛愈見強烈。隨後中國大陸對蔡英文政府的壓力加劇，更令台灣人反感。
由此觀之，台灣人士對反送中運動的關注，遠比雨傘運動期間更甚。雨傘運動頂多讓較多台灣年輕人感到憂戚相關；但這次反送中運動，讓更多台灣人感到切身利益可能受損，加上「李明哲事件」震盪仍在，台灣人士對香港的關注已逐漸向唇亡齒寒的階段發展。
不久前，台灣十萬民眾「反紅媒」和各類同期反送中活動，參加者也明顯增加。況且台灣正值新一屆總統選舉的準備工作，蔡英文承接林鄭月娥送來的「大禮」，藉著反送中而人氣急升，有意參選的國民黨人也不得不做強硬表態，這些都是港府造成的「加密效應」──加深台灣和香港密切關係的效應。
此外，雨傘運動雖然令國際關注，但關注程度遠遠不及這次反送中運動。理由很簡單，雨傘運動不涉及外國人在香港的安全，但送中條例卻令所有在香港或路經香港的外國人也蒙上心理陰影；即使被牽連的機會不高，但畢竟存在。
送中條例是北京制約國際的白手套
其實外交界人士相信，送中條例與中美角力有關。比利時、瑞典和加拿大先後應美國要求，扣留若干中國大陸人士並交給美國，成為美國制約中共的「白手套」。所以北京也要製造自己的白手套，港府就利用港人在台灣被殺的命案，推出《逃犯條例》，乘機滲入覆蓋所有外國人的內容，實質是完成北京的白手套任務，但卻自動把香港問題國際化。
當台灣表示不會因為上述命案而接受《逃犯條例》的安排，以及外國商界紛紛反對之後，港府仍然不知進退，繼續硬推送中。抗爭者於是籌款在全球主要媒體上登廣告，不需半天已籌六百多萬港元（不排除有工商界在背後支持）。在香港，接近二十個國家的駐港使領館公開接受抗爭者請願，完全超出港府預期。
其後，外國政府不得不順應本國商界要求而表態。當然，在外國政府眼中，這也是北京和港府送上的「厚禮」，他們素來只關心香港的經濟環境，不大關心香港政治，這次卻可透過「反送中」增加跟中共談判的籌碼，何樂而不為？
面對未來，有人希望北京和港府看到港人拚命反抗，也許會收回成命，逐步解開死結。但從種種跡象看來，情況並不樂觀。
首先，香港的主流民意非常清晰，提出五大訴求，包括撤回送中條例、林鄭月娥下台、否定港府加於抗爭者身上的「暴動」定性、釋放被捕人士、追究使用過分暴力的警方人士。
平心而論，如果官方願意消除民怨，逐步解結，可以從上述五大訴求中，選擇較容易操作的內容，一步步入手。但港府看來沒有這個意向──林鄭月娥有北京撐腰，不會下台；港府只願說「暫緩」，而不願撤回條例；港府要保護警隊士氣，也不會輕易處罰使用過分暴力的警員（除非民怨和反抗行動加劇）。諸如此類「理由」，都是托詞而已。
其次，外國（尤其是美國）在日本Ｇ20會議後，對中共壓力明顯減少；即使外國民間繼續關注香港，所起作用將會減弱。
習近平的「底線思維」不讓政改
還有北京經常強調習近平的「底線思維」，更不會放開香港的民主步伐。雨傘運動之後，北京早已封了大門，聲言不會重啟政改方案（註：特區首長及立法會普選），看來香港的民主路仍然漫長。這些都值得台灣人士關注，深入研究日後如何自強和自保之道。（本文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資深媒體人，專研中國大陸對港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