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案，中華民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自此被隔絕在聯合國之外。對台灣人而言，進入聯合國工作，似乎成了遙不可及的事情，但事實上仍有台灣人參與的空間，而擔任聯合國職員的劉許（化名）、曾在聯合國駐科索沃團隊實習的胡鈞媛，過去以常駐聯合國外交人員身分工作的謝佩芬，都異口同聲表示，聯合國人員很清楚台灣與中國的差別。
劉許和曾在吐瓦魯常駐UN代表團擔任二等秘書的謝佩芬都以班級形容，「假設聯合國（UN）是個班級，台灣就是那個不能進入教室的同學，沒人會提到，只有在開班會（聯合國大會總辯論）時，才會有幾名同學（台灣邦交國）會說，還有個同學（台灣）在教室外面，應該讓它進來參加班級活動。」謝佩芬說：「台灣基本上在UN不存在，各國都知道台灣，但不會主動提及」。
謝佩芬提到，有次到某台灣邦交國出差，聽到當地人說「中國」與台灣在該區域競爭激烈，「那人指著道路兩旁的田地說，這邊是台灣技術指導的，又指了另一邊的田地說，這邊是『中國』技術指導的，並唸出牌子上的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字樣」。胡鈞媛表示，聯合國駐科索沃團隊（UNKT）人員知道她來自台灣，但也清楚政治敏感議題，曾特別提醒要低調。
胡鈞媛工作所在國科索沃，更是個與台灣情況相似的國家，「UN任何官方文件上都不能稱科索沃為國家，就連UN旗幟也不能和科索沃國旗並列」。儘管UN人員知道台灣與中國不同，但當台灣人要申請UN的工作機會時，仍要面對敏感的國籍選擇，特別是要考試成為一般事務人員（general）和專業人員（professional），就只有中國籍可選。
不過UN旗下還有許多專門機構，部分機構或許有其他選擇，劉許認為，這個決定因人而異，「我內心很清楚自己屬於哪個國家」，並強調「別因台灣人身分而不去嘗試申請UN工作」。劉許說，UN職員就是國際公務員，是為UN組織本身工作，並非為特定國家服務，而UN作為「世界級公家機關」，內部也有不少改革聲浪，其中一個就是一般事務人員（G級）轉為專業人員（P級）的「升等考」，「由於部分專門機構內部已廢除這項制度，讓G級人員有更多的選擇，可是UN秘書處（Secretariat）本身還保有此考試，因此內部開始推動改革」。
對於UN的工作形式，謝佩芬以國會來比喻，「UN職員就像是國會行政人員，而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外交人員，就像是國會議員......上午10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3時至晚上6時都在開會」。謝佩芬說，各國會透過無數次的非正式磋商（informal consultation）和非正式磋商會前會（informal informal）會談，才會有大眾看到的正式會議。 （相關報導： 九二共識是外交通關密語？前大使：中共只認「一中」，「各表」只能在中華民國境內說 ｜ 更多文章 ）
「非正式磋商只限國家參與，也就是各國駐UN外交人員可出席，非政府組織（NGO）人員也不可旁聽」，謝佩芬稱，「但我是吐瓦魯外交人員身分，有次旁聽一場非正式磋商時，開到一半就有某國人員發言，要求主席把混進場內的NGO人員趕出去」。此外，部分人士認為，UN已淪為強權的棋子，對此謝佩芬表示，UN提供各國實際的談判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