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因國籍身分而不嘗試申請UN工作」 他們都是在聯合國工作的台灣人

2019-06-28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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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專題(風傳媒製圖)

外交專題(風傳媒製圖)

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案,中華民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自此被隔絕在聯合國之外。對台灣人而言,進入聯合國工作,似乎成了遙不可及的事情,但事實上仍有台灣人參與的空間,而擔任聯合國職員的劉許(化名)、曾在聯合國駐科索沃團隊實習的胡鈞媛,過去以常駐聯合國外交人員身分工作的謝佩芬,都異口同聲表示,聯合國人員很清楚台灣與中國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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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許和曾在吐瓦魯常駐UN代表團擔任二等秘書的謝佩芬都以班級形容,「假設聯合國(UN)是個班級,台灣就是那個不能進入教室的同學,沒人會提到,只有在開班會(聯合國大會總辯論)時,才會有幾名同學(台灣邦交國)會說,還有個同學(台灣)在教室外面,應該讓它進來參加班級活動。」謝佩芬說:「台灣基本上在UN不存在,各國都知道台灣,但不會主動提及」。

謝佩芬提到,有次到某台灣邦交國出差,聽到當地人說「中國」與台灣在該區域競爭激烈,「那人指著道路兩旁的田地說,這邊是台灣技術指導的,又指了另一邊的田地說,這邊是『中國』技術指導的,並唸出牌子上的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字樣」。胡鈞媛表示,聯合國駐科索沃團隊(UNKT)人員知道她來自台灣,但也清楚政治敏感議題,曾特別提醒要低調。

聯合國紐約總部:秘書處大樓(簡恒宇攝)
聯合國紐約總部:秘書處大樓(簡恒宇攝)

胡鈞媛工作所在國科索沃,更是個與台灣情況相似的國家,「UN任何官方文件上都不能稱科索沃為國家,就連UN旗幟也不能和科索沃國旗並列」。儘管UN人員知道台灣與中國不同,但當台灣人要申請UN的工作機會時,仍要面對敏感的國籍選擇,特別是要考試成為一般事務人員(general)和專業人員(professional),就只有中國籍可選。

不過UN旗下還有許多專門機構,部分機構或許有其他選擇,劉許認為,這個決定因人而異,「我內心很清楚自己屬於哪個國家」,並強調「別因台灣人身分而不去嘗試申請UN工作」。劉許說,UN職員就是國際公務員,是為UN組織本身工作,並非為特定國家服務,而UN作為「世界級公家機關」,內部也有不少改革聲浪,其中一個就是一般事務人員(G級)轉為專業人員(P級)的「升等考」,「由於部分專門機構內部已廢除這項制度,讓G級人員有更多的選擇,可是UN秘書處(Secretariat)本身還保有此考試,因此內部開始推動改革」。

對於UN的工作形式,謝佩芬以國會來比喻,「UN職員就像是國會行政人員,而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外交人員,就像是國會議員......上午10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3時至晚上6時都在開會」。謝佩芬說,各國會透過無數次的非正式磋商(informal consultation)和非正式磋商會前會(informal informal)會談,才會有大眾看到的正式會議。

外交專題:曾擔任吐瓦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二等秘書的台灣人謝佩芬(謝佩芬提供)
外交專題:曾擔任吐瓦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二等秘書的台灣人謝佩芬(謝佩芬提供)

「非正式磋商只限國家參與,也就是各國駐UN外交人員可出席,非政府組織(NGO)人員也不可旁聽」,謝佩芬稱,「但我是吐瓦魯外交人員身分,有次旁聽一場非正式磋商時,開到一半就有某國人員發言,要求主席把混進場內的NGO人員趕出去」。此外,部分人士認為,UN已淪為強權的棋子,對此謝佩芬表示,UN提供各國實際的談判平台。

謝佩芬表示:「像是安全理事會(安理會)成員有區域分配,曾有小國表明要參選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次,但這個國家其實很清楚自己能力有限,並沒有真的想要競選,只是以此增加談判機會,此舉確實達到目的,有大國為此主動去找該國協商。」不論是加入聯合國,或是有意義參與專門機構,都是台灣外交目標之一,劉許認為,台灣與中國的規模落差太大,衍生出今日台灣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大雄人很善良沒錯,小夫、靜香也都會跟大雄互動,但當技安說不可以理大雄時,他們只能照做」,主修國際關係出身的劉許以日本動漫《哆啦A夢》的人物比喻台灣與中國關係,「這是很現實的事,因為技安家開雜貨店,大家都要跟他家買東西,大雄人好歸好,卻沒有讓人非得理他的優勢」。劉許強調,台灣必須找出自身無可取代的強項,才有助於台灣未來的外交方向。

外交專題:曾在聯合國駐科索沃團隊實習的台灣人胡鈞媛(胡鈞媛提供)
外交專題:曾在聯合國駐科索沃團隊實習的台灣人胡鈞媛(胡鈞媛提供)

另外,多數人認為中國影響力主要在經貿和政治,但胡鈞媛曾接洽駐非洲的某國際難民NGO,對方表示希望她能協助該組織,了解中國在該非洲國家關於難民議題的活動與計畫,後續可能進行合作,對此胡鈞媛強調,任何領域或議題,中國影響力逐漸成為必須納入考量的要素,台灣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更多元發展交流,會是國家合作的重要一環。

謝佩芬則提到,日本、南韓也都在推動與台灣新南向政策類似的政策,時間比台灣早開始,投入的資源也比台灣多,但台灣具有一項優勢,就是新南向國家人民因想與中國做生意,學中文成了很大的需求,台灣在這方面有優勢,政府其實可以提供更多協助。她也指出,外交像是建立人際關係,就是在幫國家交朋友,「但外交不是慈善事業,也不能夠太委屈求全」。

謝佩芬認為,我國外交人員應在出國接受語言訓練時,就積極與當地建立關係,並透過與邦交國合作來培訓我國外交人員,因為邦交國都是國際組織會員國,可以參與會議和取得資訊。「由於國際談判場合需要法律相關背景人才,因此我遇到的他國外交人員,多是學法律出身」,謝佩芬還說,不少中小型國家的常駐UN代表團都有聘僱他國人士。

外交專題(風傳媒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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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國是否要參考這些中小型國家模式,也聘用他國人士協助推動外交,或是讓本國不同領域專業人才進入外交體系,不再只仰賴考試錄取?謝佩芬表示,做法可以保持彈性,但在派用時要注意能否令人信服,這個就視個案而定,另外引入非考試錄取者進入外交體系之前,應先評估能否透過培訓讓外交人員習得技能,且要制定完善機制,避免淪為酬庸。

胡鈞媛則稱,待在科索沃期間,曾聯繫與負責該轄區的我國外館,試著協助我國外館與駐科索沃的UN人員建立關係,加上中國未承認科索沃,但我國有給予科索沃外交承認,「可惜外館對於UN有駐科索沃機構毫無概念,也不覺得可以善用機會,透過合作建立關係」。她提到,加拿大皇后大學與UNKT發展協調辦公室(DCO)合作,每年會有3個名額到UNKT實習。

在到UNKT實習前,胡鈞媛還在國際透明組織(TI)馬來西亞分處,以及約旦阿曼人權研究中心(Ame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Studies)實習,她希望更多台灣人能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培養對不同領域和區域的關注,讓當地人知道台灣也關心他們,「互相」才有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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