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案，中華民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自此被隔絕在聯合國之外。對台灣人而言，進入聯合國工作，似乎成了遙不可及的事情，但事實上仍有台灣人參與的空間，而擔任聯合國職員的劉許（化名）、曾在聯合國駐科索沃團隊實習的胡鈞媛，過去以常駐聯合國外交人員身分工作的謝佩芬，都異口同聲表示，聯合國人員很清楚台灣與中國的差別。
劉許和曾在吐瓦魯常駐UN代表團擔任二等秘書的謝佩芬都以班級形容，「假設聯合國（UN）是個班級，台灣就是那個不能進入教室的同學，沒人會提到，只有在開班會（聯合國大會總辯論）時，才會有幾名同學（台灣邦交國）會說，還有個同學（台灣）在教室外面，應該讓它進來參加班級活動。」謝佩芬說：「台灣基本上在UN不存在，各國都知道台灣，但不會主動提及」。
謝佩芬提到，有次到某台灣邦交國出差，聽到當地人說「中國」與台灣在該區域競爭激烈，「那人指著道路兩旁的田地說，這邊是台灣技術指導的，又指了另一邊的田地說，這邊是『中國』技術指導的，並唸出牌子上的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字樣」。胡鈞媛表示，聯合國駐科索沃團隊（UNKT）人員知道她來自台灣，但也清楚政治敏感議題，曾特別提醒要低調。
胡鈞媛工作所在國科索沃，更是個與台灣情況相似的國家，「UN任何官方文件上都不能稱科索沃為國家，就連UN旗幟也不能和科索沃國旗並列」。儘管UN人員知道台灣與中國不同，但當台灣人要申請UN的工作機會時，仍要面對敏感的國籍選擇，特別是要考試成為一般事務人員（general）和專業人員（professional），就只有中國籍可選。
不過UN旗下還有許多專門機構，部分機構或許有其他選擇，劉許認為，這個決定因人而異，「我內心很清楚自己屬於哪個國家」，並強調「別因台灣人身分而不去嘗試申請UN工作」。劉許說，UN職員就是國際公務員，是為UN組織本身工作，並非為特定國家服務，而UN作為「世界級公家機關」，內部也有不少改革聲浪，其中一個就是一般事務人員（G級）轉為專業人員（P級）的「升等考」，「由於部分專門機構內部已廢除這項制度，讓G級人員有更多的選擇，可是UN秘書處（Secretariat）本身還保有此考試，因此內部開始推動改革」。
對於UN的工作形式，謝佩芬以國會來比喻，「UN職員就像是國會行政人員，而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外交人員，就像是國會議員......上午10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3時至晚上6時都在開會」。謝佩芬說，各國會透過無數次的非正式磋商（informal consultation）和非正式磋商會前會（informal informal）會談，才會有大眾看到的正式會議。
「非正式磋商只限國家參與，也就是各國駐UN外交人員可出席，非政府組織（NGO）人員也不可旁聽」，謝佩芬稱，「但我是吐瓦魯外交人員身分，有次旁聽一場非正式磋商時，開到一半就有某國人員發言，要求主席把混進場內的NGO人員趕出去」。此外，部分人士認為，UN已淪為強權的棋子，對此謝佩芬表示，UN提供各國實際的談判平台。
謝佩芬表示：「像是安全理事會（安理會）成員有區域分配，曾有小國表明要參選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次，但這個國家其實很清楚自己能力有限，並沒有真的想要競選，只是以此增加談判機會，此舉確實達到目的，有大國為此主動去找該國協商。」不論是加入聯合國，或是有意義參與專門機構，都是台灣外交目標之一，劉許認為，台灣與中國的規模落差太大，衍生出今日台灣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大雄人很善良沒錯，小夫、靜香也都會跟大雄互動，但當技安說不可以理大雄時，他們只能照做」，主修國際關係出身的劉許以日本動漫《哆啦A夢》的人物比喻台灣與中國關係，「這是很現實的事，因為技安家開雜貨店，大家都要跟他家買東西，大雄人好歸好，卻沒有讓人非得理他的優勢」。劉許強調，台灣必須找出自身無可取代的強項，才有助於台灣未來的外交方向。
另外，多數人認為中國影響力主要在經貿和政治，但胡鈞媛曾接洽駐非洲的某國際難民NGO，對方表示希望她能協助該組織，了解中國在該非洲國家關於難民議題的活動與計畫，後續可能進行合作，對此胡鈞媛強調，任何領域或議題，中國影響力逐漸成為必須納入考量的要素，台灣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更多元發展交流，會是國家合作的重要一環。
謝佩芬則提到，日本、南韓也都在推動與台灣新南向政策類似的政策，時間比台灣早開始，投入的資源也比台灣多，但台灣具有一項優勢，就是新南向國家人民因想與中國做生意，學中文成了很大的需求，台灣在這方面有優勢，政府其實可以提供更多協助。她也指出，外交像是建立人際關係，就是在幫國家交朋友，「但外交不是慈善事業，也不能夠太委屈求全」。
謝佩芬認為，我國外交人員應在出國接受語言訓練時，就積極與當地建立關係，並透過與邦交國合作來培訓我國外交人員，因為邦交國都是國際組織會員國，可以參與會議和取得資訊。「由於國際談判場合需要法律相關背景人才，因此我遇到的他國外交人員，多是學法律出身」，謝佩芬還說，不少中小型國家的常駐UN代表團都有聘僱他國人士。
對於我國是否要參考這些中小型國家模式，也聘用他國人士協助推動外交，或是讓本國不同領域專業人才進入外交體系，不再只仰賴考試錄取？謝佩芬表示，做法可以保持彈性，但在派用時要注意能否令人信服，這個就視個案而定，另外引入非考試錄取者進入外交體系之前，應先評估能否透過培訓讓外交人員習得技能，且要制定完善機制，避免淪為酬庸。
胡鈞媛則稱，待在科索沃期間，曾聯繫與負責該轄區的我國外館，試著協助我國外館與駐科索沃的UN人員建立關係，加上中國未承認科索沃，但我國有給予科索沃外交承認，「可惜外館對於UN有駐科索沃機構毫無概念，也不覺得可以善用機會，透過合作建立關係」。她提到，加拿大皇后大學與UNKT發展協調辦公室（DCO）合作，每年會有3個名額到UNKT實習。
在到UNKT實習前，胡鈞媛還在國際透明組織（TI）馬來西亞分處，以及約旦阿曼人權研究中心（Ame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Studies）實習，她希望更多台灣人能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培養對不同領域和區域的關注，讓當地人知道台灣也關心他們，「互相」才有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