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全中國，要拍照紀錄這「十年浩劫」有多難？首先，你要擁有一台在當時屬於稀有物的相機；第二，在批鬥現場拍照存證的行為極其敏感，若不想被紅衛兵揪出來責問，就得先成為「造反派」的一份子；最後，為了保存當局不容許見光的「負面」歷史，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在那個口口聲聲必稱革命的大時代，攝影記者李振盛一個人拍下10萬張文革時期的相片，更用藏在地板下的兩萬張底片，親身實踐「有圖有真相」的小革命，也為文革留下最完整的影像紀錄。
曾經是戴上紅衛兵袖標的造反派，也曾經成為被批鬥、下放勞改的對象，作為攝影記者，李振盛有機會用相機記錄下群眾集體狂熱的面貌，也拍下高官受辱的慘況，每按一次快門，無論畫面是否見容於當局，歡呼與歌頌、批鬥與破壞的片刻，全都在李振盛的鏡頭下凝結，為整整10年的激情與血淚留下歷史切片。作為文革的見證者與記錄者，李振盛相信，唯有將歷史的正負面一併呈現，記憶和反思才能完全。
為了拍照 他成了「紅色新聞兵」
1963年，大學剛畢業的李振盛被分派到《黑龍江日報》，成為單位裡最年輕的攝影記者，也是唯一的大學生。李振盛回憶，那個年代的大學生被稱為「三門幹部」，從家門進入校門，再從校門直接進入機關門，不曾做工、下田，彷彿帶有一種隨時要被改造的原罪，當毛澤東發起文革，也成為他抒發壓力的出口：「就我個人而言，我歡呼造反、衷心擁護（文革），看是不是能透過大革命把身上隱形的包袱給摘掉。」
但李振盛與同事很快就發現，隨著運動激化，熟悉中共政治運動套路的民眾擔心被留下影像紀錄、將成為事後被清算的素材，凡是記者舉著相機在現場拍攝，必定被群眾盯上，輕則阻撓拍攝、重則毀壞膠卷，掏出記者證也不管用。為了工作需要，李振盛出於無奈下突發奇想，自行成立「紅色青年戰鬥隊」，為團隊訂做了一枚「造反派」袖標，從此到各場合都暢行無阻、順利拍攝。
「在瘋狂當中，我沒有忘記去記錄它」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20日舉辦思沙龍，邀請攝影師李振盛以《暴風「眼」— 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為題，分享他在文革時期拍攝的攝影作品。當拍照成為革命工作，李振盛直言：「其實我並沒有保持冷靜、我也瘋狂，只是在瘋狂當中，我沒有忘記去記錄它」，但與那些「黨叫拍什麼就拍什麼」的同事不同，除了拍那些能夠見報、全是歡呼歌頌的「有用」照片，李振盛也拍下無數「沒用的底片」，儘管戴高帽、遊街、批鬥的情景都不能見光，他依然按下快門，私下沖洗後裝進底片袋偷偷保存起來。
「我也聽黨的話，但沒那麼聽黨的話」，李振盛說，自己的性格有些反骨，「我知道我手中的相機是稀有物，不像現在人人都有手機可以照相，照相機的功能就是紀錄，我有紀錄工具又學過攝影，那就該多拍一些。」由於當時底片膠卷的配額取決於照片見報的多寡，為了拿到多一點膠卷，「黨要的照片」李振盛也沒少拍，「這些額外的膠卷對我很重要，我可以拿來拍那些沒有用的照片。」
2萬張底片，藏了20年才公諸於世
Professor é humilhado em público, durante a Revolução Cultural Chinesa, em 1967.
— Fotos de Fatos (@FotosDeFatos) 2019年5月5日
Na fotografia em questão, composta por Li Zhensheng, um professor, ligado à Universidade Chinesa, é achincalhado por alunos e militantes pró Mao. pic.twitter.com/Bvjqn30nvL
文革起初，李振盛屬於打倒別人的造反派，到了1968年，他在報社派系鬥爭中嗅到不對勁，預感自己被打倒的日子即將來臨，便把偷藏在辦公室裡的「沒用底片」慢慢轉移到家中。抱著「既然下定決心拍攝了，就不能讓它輕易付之一炬」的心理，李振盛想來想去只能鋸開地板一角，將兩萬張「負面底片」深藏，由於擔心被鄰居舉報，鉅開一片地板就耗費整整一週時間。兩個月後，李振盛被打成「新生資產階級份子」下放勞改，幸而底片在抄家時沒有被搜出。
1971年當局政策放寬，李振盛與妻子從五七幹校勞改歸來，繼續攝影事業，之後調到北京工作，依舊將那兩萬張底片帶在身邊，就這麼從1968年藏到了1987年。當時在趙紫陽當政下，中國的政治氣氛較為寬鬆，李振盛從秘藏近20年的底片中選出20張，首度將那些「負面」底片公諸於世，以「讓歷史告訴未來」為題參加全國攝影公開賽，獲得系列新聞照片大獎；從無數底片中編選出的攝影集《紅色新聞兵》，更讓李振盛被譽為全面紀錄文革歷史的第一人。
生命不息，紀錄不止
「影像紀錄是最好的紀錄，攝影對我來說就是個工具，以別人欣賞的好的畫面，記住各種各樣的歷史事件。現在有句話叫「有圖有真相」，透過直觀的畫面，在觀者身上發生一些化學反應，形成對歷史的反思。」
今年79歲的李振盛仍然不改拍照紀錄生活的習慣，笑說自己的大相機都送去博物館了，手上改拿輕便的數位相機，更多時候直接用手機記錄周遭。李振盛打趣道，如果文革時就有手機該有多好，「那我一定拍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