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年輕作為一名改革者走到今天，為何今天改革的槍口對準我？」面對掌權末期的抗議與批判，而產生驚懼的自我盤問，我相信蔣中正、蔣經國內心有過，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乃至此刻的蔡英文都有過。蔣中正、李登輝、陳水扁的貢獻因後人怯於闡述而被抹殺，過錯則被放大，蔣經國與馬英九幸能保溫，而蔡英文尚在未定之天。
「這並不是一個總統特有的哲學命題」，事實上，只要掌權的夠久，哪個政治人物沒掉進破題第一句話所描述的困境？誰不是光榮燦爛的以救世主姿態出場，而後千瘡百孔的黯然下台？即便柯文哲、郭台銘、韓國瑜、朱立倫、賴清德又能持盈保泰多久？是否評價已經開始鬆動？
為了完備論述的周延性與可驗證性，我們把討論範圍擴大，地方派系早先是替村里爭取建設的仕紳，如今變成利益輸送的同義詞？官二代與富二代想繼承父執輩的光榮遺志，變成動輒得咎的紈絝子弟？宗教組織原先用信仰安撫人心，信徒們如今困惑，為何以入世精神參與公共事務，他們做得越多，所支持的候選人民調越低？藍綠不同立場的媒體老闆為公共主張大力申辯，被年輕人看成社會動盪的來源？入閣執掌公器的教授們，想舉薦身邊的優秀學人投身報國，卻被指為「學閥」、「從鏡子裡找人」？過去在困厄中建設台灣的退休軍公教，如今也成了年金的竊賊？在志向與權力、公心與私慾的反覆拉鋸裡，每個都竟然都不知不覺從「改革者」滑落到「被改革者」的天平彼岸，誰逃脫得了被輿論槍口瞄準的命運？
每一個從事政治之人，都要走過幾個心理階段，從最初的理想滿滿，到發覺現實骨感，從天真認為寫文章、上街頭就可以改變社會，到發現參與政治的門票早被把持跟分配，從小職位開始做起，隨後面對政治抹黑及競選資金困窘，接著發現閃爍浮華的言詞比誠懇踏實更能贏得民眾支持，乃至掌權後認為自己可以「承擔更大的責任」，因此要設法掠取「更多的利益跟資源」，向一些「小的不正義之事」妥協，才有「做大事的本錢」，這是一代又一代從事政治之人週而復始的命運循環。
這個悲傷的命運循環是此刻才發生的洞見跟歸納嗎？非也，早在1919年德國哲學家韋伯早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演講中，指出從事政治者追求純潔動機的「心志倫理」，以及追求實際功業而在過程中放棄某些道德準則的「責任倫理」之間的差異、拉鋸、平衡。
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跨度了一個世紀，卻還低空盤旋在這個一百年前就提出的哲學命題，我們是該敬佩哲人的見識高超，還是羞愧後代從政之人無法在哲學視野上跨越一步？
在中華民國國史上，有幾位總統曾具備教授身份，我想問，你們依循中華民國憲政體制，逐步攀登成為華人第一個民主政體的最高掌權者的過程中，在腥風血雨中經歷一切心志倫理或責任倫理的掙扎，你們想要對下一代承擔國家責任的公共事務工作者們「傳什麼道？授什麼業？解什麼惑？」還是叫大家去讀一百年前的韋伯政治哲學演講稿就好？
整天拿「期盼中國民主化」來向對岸說教，那有沒有試著羅列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的荊棘道路如何跨步？有沒有更先進的經驗減少轉型過程的動盪？軍隊如何國家化？受威權壓迫的個案如何平反？怎麼建立具有民意基礎的立法監督機制？怎麼與社運團體共處？對學術及媒體的尺度如何衡量？怎麼做和平的政權轉移？政黨怎麼歷經低檔徘徊中再起？怎麼穩固經濟成果的同時又處理民主運動帶來的社會動盪？
我暫且棄守「台灣為何沒有哲學家總統」這個提問，而要反覆針砭眾位總統們犯了「對哲學不負責任」之罪。我認為「總統們」該做的「不是去爭過去的歷史定位，而要爭引導未來的公共哲學。」只要後者的公共哲學目標達成了，前者的歷史定位目標自然也會達成。但若只是想爭前者的定位，就要陷入爭論往事的無盡糾纏，忽略去發展引導未來的建設性視野。
須知，未來的國史，並不像古代由史官撰寫，而是記載在諸如維基百科這樣的開放式平台，你建構什麼層次的哲學，影響多少人才，這才是產生歷史定位的正確方式。「想定國史，得換個腦袋！」
相較於沒有政治實務經驗的普通哲學研究者，只能在一些「要讓火車撞誰？」「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種假設性命題裡面徘徊自樂。本文討論的乃是「總統級哲學家」才有能力負起的哲學責任，卻也是這些「總統級教授」們沒有去盡的責任。
我們可以體諒年事已高的李登輝前總統，以及正在應對司法責任的陳水扁前總統，不要對他們苛求過多的責任。
然而馬英九前總統在「台灣民主化歷程」中，是蔣經國總統向海外媒體提出「政治解嚴」的翻譯官跟見證者，在法務部長任內，將全台灣883位縣市議員的其中341位議員以查賄肅貪罪名起訴，也是唯一一位數十年如一日追悼228事件，並呼籲六四平反的總統級人物。
在「兩岸決策」上，馬前總統協助蔣經國總統起草了終止兩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狀態，開放老兵訪鄉探親的「穎考專案」，擔任總統後，運用九二共識化解兩岸政府冰封對立、恢復兩岸兩會協商、推動諸如「兩岸直航」這種改變兩岸交流方式的23項政策協議，與中國大陸當局建立「外交休兵」默契，更是兩岸分治66年後，破天荒以兩岸「現任」領導人身份出席「2015年馬習會」的男主角，當然也是兩岸服貿協議及學運風暴的當事人。
無論馬前總統心裡這幾年過得舒坦不舒坦，終究是比蔣經國、李登輝更跨越一大步之人。如果不以「總統級哲學家」的高度，針對「民主轉型、兩岸發展、法治與吏治」做多維度、大部位、根本性的哲學探討，那要指望誰來回應這些命題？
而蔡英文總統來自日據時代的台灣家庭，曾經在國民黨時代受李登輝前總統栽培，經歷了辜汪會談，起草兩國論，擔任民進黨首度執政的第一位陸委會主委，後來出任民進黨主席，雖沒有坐過政治黑牢、對抗威權政府或流亡海外，但接收了黨外世代及美麗島世代畢生滄桑留下來的政治資產。在2014地方大選取得絕對優勢，2016年成為民進黨史上第一位行政權、立法權完全執政的總統，也成立「黨產會」、「促轉會」，逼著國民黨去面對長期想蒙混遮掩的黑歷史，同時自身也沒有隨意在特赦陳水扁前總統這件事情上鬆動立場，在同婚法案取得全球人權高度，她特殊的風雲際遇，料定來者罕見，來日是否應該要有總統級哲學家的氣宇跟承擔？
再多扯一個人下水，便是江宜樺，若其他總統級人物為農業經濟或法學背景，那江宜樺就是道道地地的，執掌過國家「最高行政權」的「政治哲學」學者，他從庶民家庭出身，透過自身努力，以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的身份在台灣大學執教，從政五年成為國家最高行政權的行使者，又親歷了太陽花學運、兩岸巨變、2014年國民黨大敗選、被林義雄絕食脅迫封存核四，難道他不想在哲學層次上，討論台灣民主到底遇到什麼弊端？社會運動者的尺度及政府容忍度怎麼界定？怎麼營造社會理性討論的場域？對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想重新定義些什麼？以及至關重要的，「整個社會如何收拾非理性社會運動帶來的負面影響？並集體對惡劣成果買單？」
江宜樺以哲學研究者身份出任閣揆，不僅中華民國，在全世界都很罕見，卸任後若是迴避掉「總統級哲學家」這個責任，恐怕還是遠無法回報台灣這塊土壤給予他的人生養分。
我本文所指，尚待「總統級哲學家」來攻克的哲學題目，並不是為了寫一本千秋萬世的教科書，而是因為此時此刻，在公共事務場域中的每個人，不論自覺或不自覺，都正如大旱望雲霓般想要得到解答，他們在苦苦找尋的「黨魂」，不是集體朗讀孫中山11次革命故事，或是鄭南榕自焚慘案，而是在探尋可以引導他們「未來前進方向」的政治哲學系統。
談完這三個人之後，對於國民黨與民進黨長年荒廢的哲學論述(黨魂)真空，把「拚經濟」、反對或支持「九二共識」、過世幾十年的「救國偉人或民主先賢的成就」、重複跳針「早已下野的對手黑歷史」當成萬年論述提款機的啃老族行為，我已經懶得評論。
願意閱讀文章自此的諸君，我們不妨來個「十年之期」，屆時我們重新回首討論這篇文章的時空背景，若愕然發現「總統級哲學家」跟「哲學家總統」最後竟然不來自藍營，也不來自綠營，希望我們諸君不改鄉民本色，顆顆兩聲，拿著雞排跟珍奶一起讚嘆民主！笑看政治紅塵。
*作者為公共事務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