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總統民選以來，台灣經濟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苦過，至少沒有那麼多民眾深感生活那麼苦過。這是一次在苦中進行的選舉，候選人光有聞身救苦的情懷，或是提出似能救經濟之苦的辦法，仍然不足以感動選民而當選總統；他還必須被眾多民眾視為和他同屬苦字輩，出身苦，現在還在苦中。
「聞身救苦」是偉大的慈悲情懷。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眾生各式各樣的聲音，都能於同一頃刻、同一時間內剎那聽聞。觀世音菩薩以他獨特的「心聞」，了了遍知；以一尊變現為千百萬億化身，抵達個別眾生每一處方所加以濟拔。
這次總統大選的競逐者，個個心懷慈悲，紛提救苦方案。然而，在當下的情境中，民眾固然要從理性上檢視救苦方案的良窳，更要從感性上覺知候選人是否能體察其苦，並以此衡量他（她）是否真心、真能解救其苦？
論解救台灣經濟困絀之道，像郭台銘這種經營企業大大有成，且對人工智慧等未來產業發展的關鍵性動能深切了解的候選人，或者向朱立倫這種具有財經背景，且卓有施政績效者，乃至於蔡英文這種再做一任可使台灣脫胎換骨的熟門熟路「師傅」，不是更靠譜嗎？然而，6月1日的凱達格蘭大道洶湧的人潮顯示，自從韓國瑜去年以「發大財」的訴求翻轉高雄後，熱情的支持者瘋狂簇擁著他邁向總統之路，至今尚未退燒，甚至大有問鼎大位之勢。
從數據上看，當今台灣確實苦人多。近三十年來，全球化勢頭加劇，贏者圈到處攻城掠地，羸弱者不是成長停滯，就是被迫退出市場；多數國家經濟數據都有成長，但新增財富集中在少數產業及少數資本家手上，普羅大眾普遍財富未增甚至縮水，因而心生怨懟。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反建制、反菁英蔚為風潮，到處上演變天戲碼或者素人串起的驚奇。「非典型」政治人物受庶民簇擁而起，就是因為傳統政客與傳統方法顯已失靈，致使非典型人物、民粹領袖或極端政黨喜獲出頭天。
數據明顯告訴我們，台灣從2006到2016年的十年產業成長變化，人均勞動生產增加26.2%，但人均勞動報酬只增加17.1%，勞動者分酬證明持續惡化。更令多數民眾有感的是，十年人均勞動報酬成長顯著超越平均數者，集中在少數產業，主要是電子零組件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產品、貨運、電腦程式設計及諮詢。這些行業2016年的僱用人數為106.2萬人，為總僱用勞工數的12.0%，也就是只有一成上下的受僱者會自認為待遇持續有成長，特別是電子相關產業人員。多數行業人均勞動報酬成長遲緩甚至衰退。
具體而言，只有一成多一點的受僱者認為十年來有成長，四成半受僱者認為雖有些微成長，但趕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還有四成多覺得生活水平下降了。全球化導致產業變化加快，但台灣的受惠者集中在電子資訊相關產業，導致多數勞動大眾都對現況極其不滿。二三十年來，政府的產業政策只能對優勢產業錦上添花，而無以對弱勢產業雪中送炭，因而加劇不同產業及其從業者起伏中間的惡性循環。「韓流」的產生以及「庶民總統」的催生皆緣起於此。
候選人提解方，多數民眾半信半疑，或者根本不求甚解，只問你是否跟我是不是「同一國」的？因而有的候選人雖然拚命想要接地氣，卻因為生活際遇與一般人差距過大，而無法獲得廣泛認同。郭台銘最明顯。他每到一個地方就思考如何用AI（人工智慧）改善當地人生活，甚至他的競選口號「Good Timing AI Taiwan」（「郭台銘愛台灣」諧音），也和AI有關。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他有一次到台中種植山豬枇杷的農場，並提議可用AI摘枇杷，解決農業普遍缺工的問題，但農民的更大苦楚在於產地價格不穩，經常不敷成本。
「庶民階級」已然蔚為狂潮，將大大決定2020大選的走向，平民階層vs.富貴階級的形象對比深入人心，市井小民擁護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劇情正在上演。在國民黨初選中，「庶民總統」的旋風已起，選戰已被定位為「草根國民黨」vs.「菁英國民黨」的戰爭，成為「菁英政治」vs.「庶民經濟」的鬥爭。如果韓國瑜出線，他將跨越藍綠分際，掀起平民對菁英與權貴的戰爭；如果郭台銘出線，則將由民進黨或者加上柯文哲，向他發動一場平民對富豪的階級戰爭。
貧富差距是當前台灣民眾最大的夢魘，市井小民普遍感到富愈富、貧益貧的分配惡化困境，更有許多年輕人認為未來無望的。貧富惡化與青年無助庶民經濟成為選戰主軸，這給了深諳階級矛盾分析的候選人大好機會，更讓出身、經歷、話語、風格與低層貼近的候選人取得有利的戰略制高點，順理成章地發起階級鬥爭式的選戰，以自然又口語化的訴求吸引中下階層人民的激情，對普羅大眾產生號召力。無論民進黨或是國民黨內的菁英階層，光是精雕聞聲救苦方案，遠不足以對抗庶民政治狂潮，只有讓民眾接納你也是苦民的一員，才有可能破解「庶民總統」的布局與戰法。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前中選會委員，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