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何以成功？：《城市的勝利》選摘（5）

托爾斯泰（Lev N. Tolstoy）也許是對的，他說：「幸福的家庭都很類似，不幸的家庭卻有獨特的不幸之處。」城市剛好相反，失敗的地方很類似，成功的例子卻很獨特。走過萊比錫門窗都已封上木板的社區，你會以為自己到了底特律。無論在英格蘭還是俄亥俄州，只要是空屋，就不免讓人產生類似的消沉感受。然而卻沒有人會把班加羅爾看成是波士頓，把東京誤認為芝加哥。成功的城市總是活力無窮，以不同的方式表現自己，並且創造出展現自身性格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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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成功的城市確實有共通點。為了繁榮，城市必須吸引人才前來各展所長。成功的城市不能沒有人力資本。今日，尤其在已開發世界，技術人員通常接受過傳統學校的良好教育──雖然最重要的知識通常在畢業後才獲得。過去，或者是在今日的貧窮地區，人力資本更有可能以未受過正式教育的聰明進取企業家形式出現，如福特或瓦特。最好的城市擁有各種技術組合，而且讓白手起家者有發達的機會。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吸引人才的方式。有些城市以赤裸裸的政治力量或合理的重商政策來吸引技術人才。十七世紀，當德川幕府讓東京成為日本事實上的首都時，它也成為世界最大的城市。三百年後，東京仍然是日本最優秀的人才趨之若鶩的地方。香港與新加坡在缺乏秩序的地區建立起經濟自由與法治的堡壘，這兩座城市也因此繁榮興盛。

城市的卓越並無常軌可言，成功的根源通常也具有高度的民族色彩。如果底特律像東京一樣，成為高度中央集權國家的首都，擁有許多國家資助的大學，那麼它當然可以表現得非常優秀，但這項理所當然的資訊到底能為賓恩市長幫上什麼忙？「鐵鏽地帶」若能深入了解東京或新加坡力量背後特有的國情，將可獲得更多助益，不僅能避免盲目仿效，更可從許多城市成功故事中汲取符合自身民情的教訓。

帝國城市：東京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開放與西方貿易，國勢蒸蒸日上。甚至早在明治之前，日本已經擁有教育程度良好的人口，這有助日本快速而有效地進行工業化。一九四五年後，日本成為全球經濟成功的典範，即使一九九○年代出現「失落的十年」的經濟停滯時期，也無法抹滅它的貢獻。

一九八○年代，日本處於長期經濟成長時代，專家把日本的成功歸因於日本的獨特國情，包括政府積極協助特定公司與整體產業，如電子業與汽車業。日本的通商產業省長期資助或以其他方式支持許多公司行號。但是，儘管通商產業省雇用的專家遠比任何城市或國家經濟發展機構雇用的人多，但它選擇支持的卻經常是輸家而非贏家。產業政策不一定是錯誤──我將討論新加坡的成功之處──但通產省的失敗對於想扮演創投者的城市首長來說是一項警訊。日本的經濟成長反映的是日本員工與企業家的技術水準，而非政府經濟規畫者的專門知識。

然而，日本政府以東京為中心的官僚體系力量，有助於解釋日本首都規模何以如此龐大。企業如果想獲得通產省的支持，那麼盡可能接近機構所在地多少會有點幫助。而鄰近日本國會與龐大的官僚機構也有一定價值。與其他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如法國）一樣，最優秀的日本年輕人通常會以在通產省這樣的政府機構工作做為事業起點，並在那裡獲得人脈，對自己日後事業的發展會更有利。人才圍繞著權力群聚起來，東京因此成為匯集政治、商業與娛樂的巨大團塊。

東京的外形結構反映了這項現實。東京的正中心座落著皇居，皇居四周環繞著數英畝的土地。這個地區平日不許進入，每年只有一天的時間開放一般民眾參觀。更往外是數量繁多的政府建築群，也就是日本規模龐大的公部門樞紐位於這裡。商業區與東京的城市娛樂場所，如銀座購物區，離皇居有一段距離。東京這座城市是華盛頓與紐約的混合體。

但東京的規模仍在可管理的範圍內，就許多方面來看，東京也為亞洲許多成長中的巨大城市提供典範。日本官員也許眼光不如民間創投業者精準，但他們明智地允許東京興建高樓，而他們也建立了完善的大眾運輸系統。東京的街道乾淨而安全。島國文化的特質使日本蒙上了一層面紗，外人往往不得其門而入，這使得東京無法像紐約或倫敦一樣成為全球人才爭相前往的聖地，但本身已足以吸引大量優秀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人前往。只要這些人才持續湧入東京，除了鄰近彼此，也就近進入政府機構，則東京將繼續成為成功城市的範例。

管理完善的城市：新加坡

世界許多地區飽受政府治理失當之苦，這使得管理完善的城市更具吸引力。一些最突出的例子來自英屬東印度公司昔日的貿易哨站，如香港與新加

坡。東京做為成長中國家的首都而繁榮，相反地，香港與新加坡則是與鄰近大國保持政治距離而興盛。它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在商業上提供了比鄰近國家更優越的政府與更有利投資的公平法律。它們的政治制度吸引了人力資本而獲得發展。

一八五○年，中國廣東省爆發民變，有兩千五百萬人在隨後的血腥混戰中喪生。十二年後，戰事還在持續，李沐文離開廣東前往英國轄下的海峽殖民地（包括新加坡）尋求庇護。他的家族在此繁榮昌盛，曾孫李光耀就讀新加坡萊佛士書院，而後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日本占領時期，李光耀成為販賣樹薯膠的青年企業家。戰後，他從事律師工作，成為爭取從英國獨立的運動領袖。起初，新加坡脫離英國而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但到了一九六五年，對道德與知識要求甚高的李光耀與好逸惡勞的馬來西亞貴族領導人決裂，新加坡因此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的城市國家。

身為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面臨重大挑戰。全國面積兩百一十七平方英里，人口一百九十萬人，但缺乏天然的糧食與飲水資源，鄰近又有兩個大國馬來西亞與印尼環伺。如果萊佛士還活著，讓他預測這座小城成功的可能，恐怕他也不抱希望。但事實證明，毫無農業腹地的新加坡居然靠著自己的力量，不僅生存下來，而且還發展得非常成功。

一九六五年，新加坡所得大約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但往後四十年，這個城市國家每年平均維持百分之八以上的成長率，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一九六○年代，新加坡是個窮困破落的市鎮，民眾家中幾乎很少有廁所。今日，新加坡已躋身閃亮的第一世界城市之林，擁有世界最高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新加坡的成功反映出人才薈萃所帶來創新與繁榮的驚人能力，幸運的是，新加坡又擁有極幹練的公部門。李光耀走的是一條看似格格不入但結果卻非常成功的道路，他在推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同時，卻又以國家力量引導工業化。他效法萊佛士的家父長精神，補貼儲蓄，對民眾的不良行為（如吐痰）處以罰鍰，並且對酒品課以重稅。新加坡藉由設立嶄新的大型賭場吸引外國賭客獲利，但當局不鼓勵本地民眾賭博。新加坡人若要進入賭場必須先支付七十美元以上的入場費。

新加坡與日本一樣對教育極為注重。一九六○年，新加坡平均每個成人只受過三年教育，不僅少於賴索托或巴拉圭，也不到日本的一半。但到了一九九五年，新加坡的十三歲孩童已經在「國際數學與科學競試」（Test of International Math and Science）上高居第一，此後新加坡一直名列前茅。競試成績顯示新加坡對國內人力資本的培養不遺餘力，但新加坡的技術也反映在以合理政策與可靠的法律制度吸引外國人才上面。

新加坡的產業政策似乎比日本成功，或許因為李光耀扮演的是教育者而非創投者的角色。透過將民眾引導到服飾業，然後電子業，而後生醫產業，李光耀迫使民眾學習新的技能。

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長期深陷腐敗的泥沼裡。李光耀了解第一世界的投資人希望法治，不要檯面下的賄賂，因此他以法治與清廉使新加坡成功脫離第三世界。李光耀努力維護司法獨立。為了讓官員保持清廉，他給予他們高薪，然而一旦瀆職違法就會受到更嚴厲的懲罰。《粉紅豹》（The Pink Panther）中的克魯索探長（Inspector Clouseau）以難以置信的理由解釋犯了竊盜罪的妻子何以身上會有昂貴的毛皮大衣，他的說法是她是個勤儉持家的妻子。若是在新加坡，克魯索夫人的花費已足以讓探長遭到起訴，光是奢華的生活就足以做為公務員的罪證。「揮棒者」威廉斯，這名擁有遊艇與鄉村別墅的紐約警官，就算他宣稱自己是日本房地產的成功投機客也無法輕易脫身。

新加坡的法治長久以來一直與完美的基礎建設相輔相成，特別是它的港口。世界銀行評估新加坡是世界最好的貿易與運輸物流中心。完善的基礎設施與法治有助於吸引具備高技術外國人才前來，而新加坡優良的機場與國家航空也使人更輕易地來到這裡。

新加坡吸引許多人歸化為新加坡籍，這些人多半是為了美好的生活品質而來，如果我們考慮到新加坡面積的狹小、天然資源的缺乏以及位於赤道地帶的悶熱氣候，更能感覺到新加坡的非凡之處。紐約市可以方便地透過克羅頓水道從紐約州北部引進飲用水，但新加坡沒有腹地，本身又無水源。直到最近，新加坡仍需向馬來西亞大量進口飲用水。為了克服這個問題，新加坡興建了海水淡化廠與耗資三十六億五千萬美元的深層隧道汙水收集系統（Deep Tunnel Sewerage System）。這個系統被命名為二○○九年水資源計畫，「它不僅提升了水資源科技，也做到了環境保護」。整個系統位於超過六十六英尺的地底深處，長度達三十英里，它能移除汙水然後回收再利用。

你也許預期在這個世界人口第二稠密的國家裡會出現交通堵塞，但新加坡的街道總是暢通無阻，因為它於一九七五年推行了堵車稅。李光耀最初的簡單系統不斷演進發展，今日，城市各地都設有電子收費站。每輛車必須裝設能自動扣款的感應器，如此一來，在這座人口稠密的亞洲城市裡開車便會變得相當容易，公車也可行駛於完全不會堵車的道路上，長途旅行則可搭乘安全快速的城市鐵道系統。雖然住宅區通常離市中心相當遠，但通勤時間也不過三十五分鐘左右。

新加坡的街道安全、乾淨而且通常栽種了路樹。李光耀了解獅城只能藉由建築高樓來保留綠意，到了二○○九年，新加坡高於四百九十英尺的高樓竟有四十二棟，超過倫敦或巴黎的三倍以上。到新加坡觀光的美國人總是若有所思地想著為什麼美國城市無法像新加坡一樣管理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