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愛爾鎮書生》一書中還有大量的社會人物描寫和江湖故事。由於曹旭雲走南闖北，在社會各階層浮沉，既有差點淪為乞丐的經歷，也有作為富商的體驗，其交遊廣朋友多，閱歷非常豐富，書中因此有很多人物和風俗描寫。這一類描寫雖然讓人感覺篇幅龐雜，在結構上旁支橫斜，但涉及了個人命運與社會及他人的關係，展現了一個偉大運動產生和發展的廣闊背景。
知識人走向邊緣化，人心百態
「一個民族衰亡始於知識份子的精神衰亡。」這是曹旭雲筆下一位老師的斷言。《愛爾鎮書生》不僅記錄了中國專制權力對知識份子的羞辱、壓制和迫害，還記錄了作者熟悉的一代知識人三十年來的反抗與掙扎，甚至淪落。
作為一個群體的中國知識人，他們在八九後走向邊緣化，喪失了獨立性和批判性。但作為掙扎求生存的個人，他們各有各的追求和命運歸宿，可謂人心百態。
在曹旭雲昔日的熟人和朋友中，有人辦酒店和企業發大財，有人走上上訪不歸路；有人積極宣傳官方意識形態，成為一級教授和演說家，有人悠閒嗜茶迷戀收藏；有人顯赫一時因腐敗鋃鐺入獄，有人歸隱佛門維護山民權益；有人在對現實絕望告老歸田，有人放棄文學主攻養生；……。
最令人難忘的是阿梅、詩瘋子夫婦。他們在五月戒嚴時上北京，在正陽門附近搭起粥棚，每天用三輪車給學生送茶送粥。6月3日夜，夫婦倆先後倒在血泊之中。曹旭雲感歎說：「一對文弱情侶竟是第一等激烈之人。」
在曹旭雲的人物肖像中有一些堅毅不屈的六四倖存者，如1989年在北師大自治會負責理論宣傳的對話團成員王治晶。王治晶後來畢業時被拒於體制之外，還因簽署《零八憲章》被傳喚、喝茶、抄家甚至失蹤，但生活清貧的他仍頑強地從事民間抗爭運動。
書中還有幾位筆者較為熟悉的文壇人士，例如，上海學者吳洪森、復旦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張閎、當年的「文壇黑馬」摩羅。他們三人都曾是八九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後來卻道路迥異。在三十年間，吳洪森仍初衷不改、矢志不渝。張閎曾與摩羅一起因反革命煽顛罪被拘押半年，據曹旭雲說，他後來在革命熔爐中被改造為「良民」。
最令人唏噓的是摩羅。曹旭雲與摩羅是九江師專中文系的同學，後來都在鄉村中學教書，兩人交往不少。先後走出體制後，他們曾結伴在海南流浪，玩「數字遊戲」謀生。然而，這兩個昔日親密的朋友後來卻成為陌路。在師弟曹旭雲看來，曾被視為佔據人文道德高地的「精神界戰士」摩羅，後來「蛻變成一個極端的毛左和極端的民族狂熱分子」。
從反抗權力到將國家奉作偶像跪拜，摩羅是中國知識人被體制招安的典型。曹旭雲聽說，摩羅的轉變是為了要送孩子去美國受教育的用度所致。看來，這一切都出於功利主義的理性算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