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已過，我們所知道的自由市場體制很難維持繁榮、幸福和健康的社會。
我在密西根湖南岸、印第安納州工業城市加里長大，那時這個城市受歧視、貧窮和高失業潮困擾，而我當年並未意識到我活在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加里是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建立的城市，以公司董事長的名字命名。這個城市曾是世界最大綜合鋼廠的所在地，有一個進步的學校體系，目的是令加里成為融合來自歐洲各地移民的大熔爐。但是，到我出生的一九四三年，這個熔爐開始出現裂縫。為了打擊罷工，確保勞工無法充分享有現代科技造就的生產力成長成果，那些大鋼廠從美國南部引進黑人勞工，他們住在貧窮孤立的社區。
工廠的煙囪將有毒物質大量排到大氣中。企業不時裁員，許多家庭因此經濟拮据。雖然還是個小孩，我似乎也清楚看到，我們所知道的自由市場體制很難維持繁榮、幸福和健康的社會。
因此，我進大學之後讀到的許多東西，令我十分驚訝。當時標準的經濟學課程跟我在加里市成長時期看到的現實毫無關係。這些課本說失業不應該存在，市場會帶給我們最美好的世界。我當時決定，如果真是這樣，我要活在另一個世界。許多經濟學家忙著讚頌市場經濟的好處，我則集中研究市場為何失靈，而且在麻省理工學院撰寫博士論文時，將大部分的篇幅用來探討不公平的起因。
近半個世紀之後，不公平已惡化成危機。甘迺迪總統曾宣稱，水一漲，所有船都上升了。這句話可以彰顯出我大學時期樂觀的時代精神。結果今天我們幾乎所有人確實都同坐一條船，這條船載了底層九九％人口，與頂層一％所坐的船截然不同。我們絕大多數人坐的船，底層貧窮，中產階級也逐漸遭掏空。
最令人不安的是認識到美國夢是個神話，認識到我們生活的地方不是機會之地。當今美國兒童的人生機會比許多已開發國家更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程度，包括「老歐洲」國家。
這時皮凱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得到應得的讚頌，他在書中警告我們，不公平問題很可能只會惡化。最重要的是，他認為嚴重不公平是資本主義的正常狀態。我念研究所時，老師教的與此相反。經濟學家顧志耐曾樂觀地寫道，不公平程度在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會擴大，但隨後將開始縮減。雖然當年數據不足，但寫下這段話的時候可能確實如此，相對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不公平程度看來已有改善。二戰至一九八○年的數十年看來也支持顧志耐的結論，有錢人和中產階級的財富同步成長。
下滲式經濟學是不公平的禍首
但過去三分之一個世紀的證據看來顯示，戰後那數十年是異常情況：戰爭促成國家大團結，政府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譯注：美國一九四四年的一條綜合法案，為二戰退伍軍人提供大學教育或職業訓練，以及為期一年的失業補償〉和隨後的公民權利進步意味著美國夢並非純然虛幻。如今不公平再度嚴重惡化，過去三十年左右的事實已明確證實：下滲式經濟學是禍首之一。下滲式經濟學認為政府可以無為而治，如果有錢人愈來愈有錢，並運用他們的才能和資源創造就業，所有人都將受惠。但這根本行不通，歷史數據已經證明這點。
但是，我們花太長的時間才明白這種危險。改變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型態是緩慢發生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皮凱提提供的大歷史觀，才能知道發生什麼事。
下滲式經濟學是典型的共和黨觀念，而諷刺的是，這種政策無效的最終證據來自民主黨政府。歐巴馬為了不讓美國陷入大蕭條，認為應該先救銀行，而非被銀行掠奪的房貸戶，這樣美國經濟就能得救。政府為差點毀滅美國經濟的銀行業者注入巨資，而且沒有限制資金使用條件。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提供這種援助時，幾乎會強制要求受助者接受某些條件，以確保資金用在刀口上。但是，美國政府援助銀行，卻只說希望銀行持續提供信貸，以免經濟命脈受損。結果是銀行縮減放款，支付管理階層巨額獎金，儘管他們幾乎毀掉了銀行。其實我們也知道，銀行的多數獲利並非來自經濟效率提升，而是靠掠奪式放款、離譜的信用卡作業與獨占定價等剝削顧客的行為。銀行的不當行為還包括非法操縱關鍵的利率和匯率，影響價值數百兆美元的衍生性商品和房貸資產，而我們才剛開始充分了解業者的惡行。
歐巴馬承諾阻止這些惡行，但迄今只有一名銀行業高層〈和數名中低層員工〉入獄。歐巴馬政府的前財政部長蓋特納在最近出版的《壓力測試》中，勇敢地替政府的做法辯護，暗示當局別無選擇，但他的辯護並不成功。蓋特納顯然過度擔心援助房貸餘額超過房屋市值的房貸戶會出現「道德風險」，擔心這會鼓勵不負責任的借款習慣，但看來他並不怎麼擔心援助銀行的道德風險，也不在乎銀行慫恿人們過度負債，以及向中低階層推銷房貸，令他們承受過高風險的罪責。
事實上，蓋特納替政府辯護的說辭只是更令我相信整個體制被人以不正當的手段操縱而已。如果關鍵決策者的思想觀念如此牢牢被頂層一％和銀行業者控制，以致於他們認為政府只能為那些造成危機的金融機構提供數千億美元，同時任由勞工和房貸戶自生自滅，那麼這個體制便是不公平的。
這種做法也加重美國日趨嚴重的不公平，而這是美國最迫切的一個問題。我們必須有強健的中產階級，經濟才能充分復甦並加速成長。經濟愈不公平，成長速度愈慢，如今連國際貨幣基金也認同這個結論。因為沒那麼有錢的人會花掉比較高比例的所得，他們的所得如果增加，需求也將增強。需求擴大，工作便產生了，就此而言，一般美國人才是真正的就業創造者。因此，不公平的代價很高：經濟疲軟，成長較慢，而且比較不穩定，這個問題其實沒那麼複雜。
這完全不是因為無情的經濟力量造成，而是政策和政治造成，是我們做了某些事和沒做某些事的結果。如果我們的政治導致主要靠資本賺錢的人享有較優惠的稅率，有錢人的孩子可以上最好的學校，窮人的孩子則只能上二流學校，以及只有富人能利用精明的稅務律師和海外銀行業中心，享有不公平的低稅負，那麼社會嚴重不公平、多數人缺少機會一點也不奇怪。而且如果這些政策持續下去，情況將進一步惡化。
＊本文選自天下雜誌出版《大鴻溝 － 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有《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失控的未來》（Freefall）和《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等暢銷著作。他是《紐約時報》和Project Syndicate的專欄作家，亦替《浮華世界》（Vanity Fair）、美國政治新聞媒體Politico、《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和《哈潑雜誌》（Harper's）撰稿。目前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住在紐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