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馬前總統執政時，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來定位與堅持「九二共識」，可謂相當成功地實行「負責任的避險」，甚至可說是「有原則的避險」（principled hedging）。美陸雙方雖私下偶有微詞，也是瑕不掩瑜。但是2014服貿抗爭後，避險的內部條件破壞，這又造成北京認為臺北「沒有負責的能力」，開始單邊作為，要牢牢掌握兩岸關係主動權，導致臺北一切「戰略開放」佈署功敗垂成。這個認知上的負循環，又使臺灣粗糙地理解川普政府的各項對華競爭和對抗措施，認為中美關係惡化是快速、單向、無差別的圍堵，臺灣再也不必傷腦筋，可以輕鬆選擇梭哈式的「一邊倒」。
本屆政府上任初期所堅持的三個大陸政策支柱，雖然更傾向制衡，原本也具有負責任避險的色彩。但在內外壓力下，執政者日益傾向「對美中而言，臺灣在迫切性與重要性都完全相同」這個偏離事實的戰略判斷。最近的各項政策，乍看令人覺得是比前政府更親美的扈從，但「負責的扈從」（responsible bandwagoning）不能只是揭竿而起的匹夫之勇，還要做好盟友要求的準備。如果準備草率，卻想像被扈從的朋友將不計代價，如何能說是對秩序充分負責？
中美辯證性的「雙攻勢」既有激烈競爭，又不排除個案與局部議題達成交易的可能。但它們要在何處、投放多少攻守成本，臺北無法也不應越俎代庖。「快一步」、「大一步」去打頭陣，不僅是對全體主權者不負責任；人地不宜，大國不僅不會嘉許，最後一分鐘還可能會出手阻止，導致小國付出代價。中華民國創業維艱、臺灣奇蹟守成不易，國際體系與秩序將轉未轉的特徵，決定了執政者只能咬牙承擔，回頭執行「戰略開放」和「負責任避險」。這條路對臺灣將比對東亞其他國家艱難，而且「時間」非常緊迫。要選擇豁然開朗，取回對中國發展的發言權，還是越走越窄，深陷激憤—失落的惡性循環，這一兩年就將決定未來30年。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