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理念的限制
法國哲學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曾提及一個弔詭的現象：「人權成為了沒有權利之人的權利。」意即，越是高聲呼籲抽象的人權，越代表正存在著某個沒有任何實質權利的群體。
一個人沒有權利的原因，可能是已失去共同體提供的合法身份（如：被迫離鄉背井的難民），或是如第一段所述，已被共同體所排除（如：死刑定讞的隨機殺人兇手）。這兩種沒有權利之人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已無法參與任何的共同體，因此無法擁有透過公共參與來取得任何成員身份。
像鄭捷這樣的人，無疑已被排除在「大」共同體（國家與社會）之外，於是這時候人權團體開始介入，要求保護他的人權，只是顯示了他已經失去任何權利的事實。然而，因為台灣缺乏小共同體的傳統，一開始到底有沒有一個小共同體，能夠為他的公共參與提供足夠的機會，也都很成問題。
如前面的分析，透過參與小共同體，個人可取得一非官方的公民身份，享有專屬於成員的公民權利，這樣的人，因為有小共同體的保護，怎樣也不會完全沒有權利，因此很少落到需要人權來保護的荒涼境地。
鄂蘭（Hannah Arendt），認為「完整的人」，即為能同時參與公私領域的人。難民之所以成為沒有權利的人，是因為他們已喪失在公共領域進行政治行動的能力，只剩下維持生活必須的私人領域，因此失去成為「完整的人」之資格。鄂蘭據此發現了人權概念的抽象性（abstractness）。人權，僅是那些「除了是人以外什麼都不是」的人的權利（rights of those who are only human beings）。他們無法參與公共領域，無法通過參與具體的共同體取得權利，因此才需要人權的緊急救助。因此，透過建立共同體，擴大人們對於公共領域的參與才是重中之重。
個人需要人權，常是因為他們窮得只剩下人權。當一個社會越高聲呼喊人權，代表這個社會有越多權利上的窮人。「人權立國」，則代表這個國家並沒有足夠的空間讓人民參與公共領域。因為，組織程度足夠高、小共同體足夠發達的社會，個人可從參與公共領域的過程中享有許多具體的權利，而不需要抽象人權的保護。
用人權的概念來反對死刑的相關討論，只是在末節盡最後的努力。在此並非要否定人權團體奮鬥的價值，但不管死刑最終有沒有執行，悲劇都已經造成了。不論是個人無差別殺人，還是國家有差別殺人，都已經是無法挽回的結果，也都意味著人命價值的貶損。
許多人權團體乃「議題導向」，著重在重大議題發生之後，對所不欲的結果進行矯正，卻較少討論，在重大議題發生之前的平時，如何使人願意用自己的力量，由下而上的組織屬於自己的小共同體。也較少討論如何從生活周遭著手，擴大個人的公共參與，讓更多的人成為公私兼備的「完整的人」。如果平常就有健康的社會組織讓個人能取得自然的權利，人權的矯正將非必要，甚至也不需要刻意預防人權的妨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