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銀子是接受財政官員的建議，他們在各行省有處理銀子支撐紙鈔的經驗。加上蒙古人自古以來受惠於範圍廣泛的朝覲體系，各省向首都進貢大把大把的銀子，因此銀子被認為能保存價值。
忽必烈的發明是嚴刑峻法。他頒布旨令，他的貨幣是國境之內唯一能通用的貨幣。膽敢偽造者殺無赦，檢舉偽造者可領重賞。他強迫人人用他的錢幣，違者懲罰。國家發行小面額鈔券以整個淘汰青銅幣的使用。因此，寶鈔就沒有競爭對手，忽必烈又禁止使用金、銀交易；外國商人一進入他的領土，貴金屬統統沒收。
後來寶鈔通行普及，這些限制就放鬆了。起先，國家實行謹慎的貨幣政策。為了推動紙鈔、並確認它們的可信度，國家偶爾會以銀子贖回紙鈔。舊鈔公開銷毀，貪官就無法囤藏貪贓枉法所得。這些鈔券普及開來，把帝國統一在單一貨幣之下。它們甚至流通到今天的泰國、緬甸和伊朗地區。歷史學家認為，西方早期的金融機構受到元朝貨幣制度很大的影響。
然而，從一二八○年至一三五○年之間，國家飽受通貨膨脹之苦。麻煩始於兼併南宋領土。忽必烈先滅了金，建立權力基礎。可是南宋人口六千萬，遠遠多過金的人口。增加這麼多人口，對忽必烈的鈔券需求極大，會子以五十比一可兌換為寶鈔。國家加速發行鈔券，耗盡它的銀子供給。銀子一少，國家又多印紙鈔，這就降低鈔券的可信度，而它兌換為貴金屬的可能性受到懷疑。最後，寶鈔的價值貶了九○％，無以為繼。
為了支應日益龐大的開銷，朝廷犧牲了貨幣的價值。忽必烈決定另起爐灶。一二八七年，朝廷發行新貨幣「至元通行寶鈔」，它的價值定為舊鈔的五倍，以便將舊鈔貶值到絕跡為止。
直到這一刻，軟體貨幣是由金屬支撐的紙鈔。忽必烈的新鈔政策公布不能兌換為硬體貨幣，軟體貨幣自此失去它的定錨。以經濟學家的術錢的歷史178語來說，它是法定貨幣：由朝廷發行，靠信心流通，當人們對它失去信心就一無文不值。
為了提升新鈔受採用，朝廷再度禁止以金、銀作為交易之用。但是這些貴金屬立即被囤藏，新鈔更加貶值，格雷欣定律又出現。朝廷甚至取締民間各種票券，只要可能威脅到新鈔的，一概查禁。
舊鈔不僅沒有消失，它走入黑市流通，最後和新鈔並行，因為理論上它仍由銀子支持。
人民對忽必烈的通貨失去信心，尤其是預算赤字一直上升。忽必烈的繼承人推出新鈔為實驗，但不足以恢復對貨幣制度的信心。一三一一年，朝廷恢復雙元貨幣制度。物價以中統鈔列出，它成為貨幣標準，因為理論上它可以兌換為銀子，但日常交易使用的通貨是至元鈔。新制幫忙促成多年經濟相對穩定，直到元朝後繼皇帝在十四世紀中葉敗落。
中國的貨幣史顯示，國家愈強，其體系愈有可信度，它的錢就愈趨軟性。金錢的價值不是來自它內含的金屬價值。人民對發行者有信心或畏懼，像忽必烈這樣一個強大的領導人，可以不必反悔就做出貨幣決定。可是對軟體貨幣的這些早期實驗，呈現浮士德式的交易。儘管初期得到人民的信任，發行者卻經不起過度印鈔的誘惑，造成了過度支出及難以駕馭的通貨膨脹。在中國，軟體貨幣的起伏興衰歷數十年之久。在另一個國家，它只花了短短四年時間，來得快、去得也快。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的《錢的歷史》，作者卡比爾‧賽加爾（Kabir Sehgal）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和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任職紐約市J.P.摩根公司，擔任新興市場證券部副總裁，也是美國海軍預備役軍官。他曾經效力某位總統參選人，負責撰寫演講稿，是外交關係協會會員。他是《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暢銷書作家，也曾獲拉丁葛萊美獎提名的製作人，曾以爵士樂貝斯手身分與葛萊美音樂獎得主同台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