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梭裴來說，脈絡可以由影像組成，而不必然需仰賴名字、數字等背景性的資訊建構。美國影評亞伯拉姆斯（Simon Abrams）曾指出《以朋友之名》中的受訪者「幾乎沒有名字」，有如一幅刻意模糊的描繪，「堅守在一種隱喻、象徵的層次。」但梭裴認為，給出詳實的背景資訊，可能會降低影像純粹的力道。
如何捕捉「真實的一刻」？
梭裴也以作品中幾個特別令他著迷的鏡頭，解釋了另一個觀眾時常提出的問題：這些鏡頭是如何拍到的？其中一個例子出自2014年的《以朋友之名》，一名美國使節出席小村莊電廠的開幕典禮，發表演說時，一名穿著傳統服裝的部落舞者突然闖入會場奔跑、跳舞。
梭裴描述，部落舞者與美國使節同時出現的鏡頭，展現了自由與秩序的衝突，有如文化衝突「真實的一刻」。
這名美國使節使用英文（非當地人民母語）發表的演說中，描述發電廠在比喻或實際的層面上，都「為你們帶來了光」。梭裴認為，這種說詞揭露了一種殖民主義的心態，猶如數百年來殖民論述的體現。
多年訓練加以敏銳審視環境
「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他會說些什麼了。」梭裴說。一來，這種論述在西方世界流傳已久，加上多年的拍攝經驗，以及許多年對環境的觀察與研究，雖然無法準確預測其演說內容，但「我知道他說的東西將可以用在我的故事裡。」
梭裴說，「我覺得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你的大腦有兩個區域同時在運作。一部分是概念性的思考，另一部分做好意外事件的準備。」他解釋，一部分的你確知自己作品的核心，思考著想傳達的概念，另一部分的你隨時注意著無法預測的事件發生。
當部落舞者從人群中跳出時，梭裴描述，多年的思考、研究及訓練，告訴他要跟隨著這個舞者，去拍攝他。「我不覺得這是一個理性（思考後）的反應，」他比喻，這就像是足球員踢球，或是獵人追捕獵物，「獵人花了一輩子的時間，確定自己能在對的時機做出對的行動。」
漫遊非洲的非傳統歐洲目光
從坦尚尼亞進入剛果叢林（《基桑加尼日記》），停留坦尚尼亞維多利亞湖畔（《達爾文的噩夢》（Darwin's Nightmare）），並實地見證蘇丹一分為二的時機（《以朋友之名》），完成「非洲三部曲」的梭裴描述自己「觀看世界的方式相當奇怪」，其原因是「我的人生經驗也與大多數的人不同。」
離開家鄉後，年輕的梭裴輾轉待過義大利、法國、英國、美國等地，這種流浪的生活促使他拍攝了1993年的紀錄片《漂流馬戲團》（On the Road with Emil），紀錄馬戲團這種「總是不停居某地」的生活。而他在非洲的行動方式也大抵延續這種模式。
「許多歐洲人前往非洲，是因為他們身為某個組織的成員，或許教會、或許非營利組織、或是某個公司。但我是以獨自旅行者的身分去的。」梭裴說，「這項事實的劣勢是，我沒有受到保護。但優勢是我不需要遵從命令，得以自由來去，這也給了我行動上的速度優勢。」
停留台北期間，正在寫作下一部劇本的梭裴表示，接下來他將拍攝一部關於古巴的紀錄片。主題關乎影像的力量，關乎時間。問起是否有拍攝虛構故事的計畫，梭裴直截回答，「沒有，至少目前沒有。」
梭裴解釋，除非某些概念只能透過虛構故事呈現，但他認為自己大部分的電影概念都能從真實世界中找到，且與真實的事件及人互動比較有趣。他反問，「如果你擁有如此有力的真實人物，何必去找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