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人權公約在台灣
我國自民國98年起，陸續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98.04.22)、「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100.06.08)、「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103.06.0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103.08.20)、「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104.05.20)。
上述國際人權公約在台灣的實踐，成為我國邁向人權立國政策的具體指標。但其具體落實情形，尚未成為國內法院實務之主流，頗受詬病。究竟如何在國際人權公約與國內法院之間「實質接軌」，就成為各界關心的重點。
以身障權利公約為例，施行法是透過下列規定，將公約「本文」與公約委員會的「意見書」視為台灣法律，各級機關包括法院都應遵守:
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適用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公約委員會之解釋。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身心障礙者權利，保護身心障礙者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身心障礙者權利之實現。
以一般國際法通例，批准公約並且無保留條款者，該公約即可視為國內法律，國家有義務制定符合公約的國內措施和立法，多數國家不會特別再通過施行法。因此，饒富創意的是，台灣的做法是以制定公約施行法的方式，踐行我國憲法所定遵守條約之義務，並藉此將公約「國內法化」。考其原因，是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無法以國家名義加入相關公約，所具有的特別國際法地位使然。
這種「以施行法引入國際人權公約」的模式，可謂是我國所獨創，既與「條約締結法」不同，也跟一般國際公約的國家批准程序有異，因此，對「施行法」的地位與所引入的國際人權公約的適用，應該賦予特別的內涵。一方面，制定施行法可以看作我國自主、單方宣示加入國際公約的特殊程序，應該具有國際法的效力，而為國內各級機關所遵守；另一方面，施行法並非獨立於所引入的國際人權公約，而是藉此將國際公約的本體（文）及其附屬文件納入並成為我國的國內法的一部分，法院與各級行政機關都應該直接予以適用。
「施行法」之名，通常是先有一個母法，概括規定之後，接續的細節安排，國內法稱之為「實施細則」或「施行細則」；而國際人權公約在我國的內國法化過程，既非利用總體性的直接適用公約的法律（例如多邊國際公約國內法化條例之類），我國也無緣以國際法通例加以批准，因此，我國自創的「制定施行法」模式，自應解釋為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的「直接引入」，透過「施行法」（如同擴大版的一般國內法律的實施細則）加以落實。論者或謂，施行法根本沒有觸及所引入的國際人權公約的具體內容與安排，該如何「直接適用」？這可能涉及「國際人權公約施行法」的立法技術問題，卻不影響施行法的解釋與適用。換言之，認為施行法無法直接適用國際人權公約內容的見解，忽略國際法上的「單邊宣告」行為的效力，且自外於我國積極加入國際人權公約體系，提升我國人權標準的既定國家目標，失諸偏狹。
簡言之，「施行法」並不是欠缺「母法」而孤獨的存在，虛應故事而已。相對於其他國家先通過公約，再逐一修訂與公約相悖的既有法規，或另訂新法，以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台灣因為特殊的國際法地位，為了達成與國際人權公約接軌的宏遠目標，既然無法以國家名義加入國際人權公約並批准成為國內法，只能先以公約施行法的面貌出現，但主客觀上，已經納入國際人權公約的內容，殆無疑義。但這會出現一個問題，那就是既然公約已經成為法律，但國內法治環境還跟不上公約的腳步，於是產生落差與法規之間的衝突(公約保障的權利看得到吃不到、用不到)。特別是在司法上，依據公約施行法，各級法院有適用各該國際人權公約的義務，但是公約的內容往往過於抽象，在既有相關法規還沒修正之前，法院索性棄公約於不顧，拒絕根據國際人權公約「直接」做出判決。
但如果輕易接受這樣的理論與現狀，又會落入「公約施行法」只是「宣示性法律」的說法，就像憲法基本國策、環境基本法一樣，成為「花瓶法規」。事實上，在任一個法治國家，所有經過正當立法程序通過的法規，都應該被法院、行政機關「遵守」，根本不存在什麼「宣示性法規」的說法，否則就是浪費立法資源，如果我們還有此種疑慮，未來或許應該禁止立法院制定「宣示性法規」，稀釋「法治」的力度。司法與各級行政機關也應該「積極適用所引入的、已經成為國內法律的國際人權公約」，而非「視而不見」，甚至「棄之不用」。
也許這樣的「觀念闕漏」與「行動障礙」正是我國長期以來未能融入國際法體系，檢視國際法與國內法的衝突與銜接問題所導致的「倒退」與「消極抵制」，深藏在司法者、行政決策者之間而不自知，今後不應該再降格配合，而是應該積極尋找改善之道。
＊共同作者，謝英士為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高思齊為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研究員、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本專欄由台灣國際法學會、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共同合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