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滿蒙的正當依據 :《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選摘 (1)

2016-05-15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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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國執政就任式 (圖取自:維基百科)

滿洲國執政就任式 (圖取自:維基百科)

日本唯一之活路——關東軍「佔領滿蒙論」的興起 

石原「佔領滿蒙論」的獨特性在於,顛覆國內外的常識,也就是重新以正義之名,定義以武力佔領他國主權領土一事。

對石原而言,佔領滿蒙「不只對日本而言是必須的,為了多數的支那民眾,這也是一件應該且最值得高興的事。這是日本為了正義,應斷然進行之事」(〈解決對策〉),石原以此作為佔領滿蒙正當化的依據。即,先承認中國的主權,然後以東三省自治的型態,企圖掩蓋日本人實際支配滿蒙一事,這很明顯的是不義之舉。不過,反之日本直接以軍事力支配滿蒙就是正義了嗎?這兩者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雖然,以國際協調為口號的外交官幣原喜重郎(1872-1951),日本政治家、外交家,第四十四任內閣總理大臣,歷任日本駐荷蘭大使、外務次官、外務大臣、眾議院議長等職。,以「正義支配之處,無需武器」(Où règne la justice, les armes sont inutiles)為緘言,作為自己外交的終極目標,但是出身軍人,同時也是戰爭史研究者的石原則認為,「武器支配之處,正義由此而生」,這樣的想法或許是來自其軍事現實主義思想,又或者如同古羅馬歷史學家蒂托.李維(Titus Livius)所言:「如果戰爭有其必要性時,戰爭就是正義。」

總而言之,石原或板垣等關東軍參謀們,之所以主張佔領滿蒙是正義之舉,並不只是因為「力量就是正義」的虛無見解,倒不如說,是來自於他們本身對中國的認識。正如石原認為,「支那人是否真的能夠創造出近代國家一事,我深感疑問,反倒確信在我國的治安維持下,期待漢民族自然地發展,這對他們而言才是幸福」(〈滿蒙問題私見〉),以此作為佔領滿蒙是正義之舉的依據。

根據石原之後的回顧,石原從幼年起,就衷心地期盼中國重生以及日中兩國合作,一心對中國的革命抱著希望。當一九一一年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時「從很久以前就對中國的重生抱著希望,並十分期待革命後中國前途的發展,因此就和當時教導我的(朝鮮守備隊)軍隊一起爬到附近的山上,高喊萬歲,發自內心地對新中國的前途表示欣喜」(〈滿洲建國前夕的心境〉,一九四二年)。但是,這個喜悅十分短暫,因為之後孫文對袁世凱的妥協、袁世凱踐踏革命的理想,以及之後的軍閥割據,石原即表示:「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們不禁對中國人的政治能力感到懷疑。漢民族雖然擁有高度文化,但我開始覺得中國沒有辦法建設近代化國家,這樣的懷疑一直持續到滿洲事變前,因此,提倡解決當時滿蒙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滿蒙佔領論。因為,漢民族本身沒有政治能力,所以我強烈主張,日本佔領滿蒙,不只是因為滿蒙關乎日本的存亡,同時也是為了中國本身的幸福。」

另一方面,一九一七年八月,原本駐在雲南省昆明,出發前往漢口(當時石原也在漢口)、北京(輔佐本庄繁)以及奉天等地值勤,也就是所謂的「支那通軍人」板垣認為,中國的情勢「從辛亥革命以後,二十多年來,內亂接連不斷,國家統一的前途渺茫……仍舊是軍閥權力鬥爭的時代,實在無法認同這就是民主革命的果實、人民的幸福」(〈關於滿蒙問題〉,一九三一年)。因此,板垣也下了這樣的結論,「為了支那民眾的幸福……除了英雄出現,以徹底的武力一掃職業軍權者、職業政治家外,還應委託外國適當地維持治安,這才是民眾追尋幸福的唯一之路」,並不斷強調,由日本軍佔領滿蒙,才能解決滿蒙問題,同時保證當地各民族的幸福。其中的中國民眾觀正是,中國人的「理想是安居樂業」,加上中國人缺乏國家意識,因此「由誰來執政、掌控軍權與維持國家秩序,都不會有任何問題」。從板垣長年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他確信只要軍事行動能夠成功,反抗佔領滿蒙的活動或混亂將不會發生。

板垣進而衍生出堅定不搖的信念,即「打倒在滿洲三千萬民眾的共同敵人——軍閥,是我日本國民被賦予的使命」(石原,〈滿蒙問題私見〉),並保證滿蒙在日本的佔領下,日、朝、中、滿、蒙各民族將共存共榮。這個由日本軍打倒封建軍閥和建設各民族樂土的正當化理論,除了石原以外,在滿日人也都異口同聲一齊提倡,佐久間亮三的〈滿蒙佔領地統治之相關研究〉也提出,「在佔領地實施善政,確保治安,並開拓產業交通,以增進支鮮蒙和其他在滿居住各民族的福祉,達到共存共榮真樂土」的統治方針。

板垣甚至指出,由日本佔領滿蒙的成果,將不會只限於滿蒙,因為出現由日本軍統治滿蒙的典範後,中國民眾必然會認識到,中國本土及其病根將會朝著應有的方向改進,「如此,支那人將會由衷地歡迎並接受我國統治支那本土,我國武力的真正價值將永留於史」(石原,〈為了解決滿蒙問題的戰爭計劃大綱〉),這樣的想法甚至論及,由日本統治中國本土的正當性。不,不僅如此,由日本軍佔領滿蒙解決滿蒙問題,可以「促進中國全體的統一和安定,確保東洋的和平」(石原,〈滿蒙問題私見〉),甚至認為連「東洋和平」的基礎,都是立基於關東軍佔領滿蒙。

但是,到底為什麼要把日本佔領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滿蒙佔領論正當化?用來支持正當化理論的,是滿蒙非中國固有領土論和人種說。

滿蒙並非漢民族的領土,反而更緊鄰我國。之所以要以民族自決為口號,是因為滿蒙是滿洲和蒙古人的土地,與其說是漢民族,倒不如說是滿洲、蒙古人更接近大和民族。雖然現在的居民以漢人最多,但是和支那本土相比,滿蒙的經濟關係與我國更密切。(石原,〈國防〉)

即便滿蒙不是漢民族固有的領土,但以此為理由,認為滿蒙應由日本佔領的論點,也未免太跳躍了。如果這個論點可行的話,那麼即使遭日本佔領,滿洲、蒙古人也應該不會反抗才對。但是,石原是基於開發經濟和維持治安的考量下,認為滿蒙應該由日本佔領,並認為如果日本勢力衰退的話,滿蒙和中國本土必將陷入混亂。

這樣的主張,除了石原在陸軍大學時代的教官——歷史學者稻葉岩吉——以外,包括矢野仁一、和田清等東洋史學家在內,多數日本人也強調同樣的論點,在滿洲事變以後,更不斷地被提出。為此,中國方面傅斯年等人便撰寫《東北史綱》(一九三二年)予以駁斥,指出中國和東北「同體不離」;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是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簽訂後組成的國際組織,宗旨是減少武器數量、平息國際糾紛及維持民眾的生活水平。)理事會的中國代表顏惠慶也提出:「說滿洲是滿洲人的土地,這根本是大錯特錯……現在的中國由五族所構成,滿洲人只是其中之一。今日大部分的滿洲人早已不住在滿洲……因此,滿洲完全是屬於中國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演說)石原應該也知道這樣的事實,所以在闡述世界最終戰論的脈絡時強辯道:「由日本綜合世界所有文明,給予他們憧憬的絕對和平,是我大日本的天業」(〈國防〉),並揚言「這是為了拯救全人類的偉大天職」,也就是以日本的天職作為正當化的依據。

如上所述,儘管從各方面提出正當化的論證,但佔領滿蒙的計劃在滿洲事變發生後短短四天內,就不得不「退縮」成獨立國家的方案。這也意味著,石原等關東軍參謀所準備好的正當化論述,既無法說服各國,也無法說服站在相同立場、贊成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陸軍中央,當然更無法影響排日、反日運動高漲的中國與領導「華盛頓體制」的美國。即便多麼嚴密地建構正當化理論,當時的國際情勢早已無法接受軍事佔領行動。

這裡指出的幾個論點,儘管有佔領或獨立國家等型態上的不同,但是,透過把滿蒙拉進這些論點中,進而達到了各種效果。比如,中國人缺乏國家意識、政治意識的論點,首先藉由一度予以否認,然後發現東三省人其實具有建立國家的能力,建立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滿洲國,是東三省人的自發性行為,再以此作為滿洲國獨立的正當化根據。但是,滿洲國建國後,則改以東三省人不具有國家意識,給予參政權並不妥當為由,以此作為拒絕開設議會的理論根據。另外,關於打倒張學良軍閥,以維持滿蒙治安是日本軍使命,滿蒙三千萬民眾將首次可以實現真正共存共榮理想的主張,則和之後轉化成滿洲國的國防全面委任日本軍,施行善政主義、五族和諧的樂土滿洲國的內容相關。

也就是說,石原等人所提倡的佔領滿蒙理論的基幹是,只有在日本人的指導下,滿蒙各民族的幸福才可以受到保障、獲得增進,這個幸福主義(Eudämonismus)把滿洲國的理想和日本人所認為的理想——也就是以日本民族作為指導民族的「民族和諧」,和據此達成的「王道樂土」——極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不明確表明佔領滿蒙的目的,改為提出基於東三省人自發意識建立滿洲國的建國理念,試圖將佔領滿蒙的行為正當化。但是,這樣的修正路線,並不表示關東軍支配滿蒙的目的有任何改變。只要滿洲國一直處於關東軍的指導之下,「佔領滿蒙論」的目的和目標就不會消失,並成為經營滿洲國不變的方針與方向。

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八旗出版)
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八旗出版)

*本文選自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第一章〈日本唯一之活路——關東軍「佔領滿蒙論」的興起〉  (八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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