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雄觀點：兒虐數據用猜的─市政治理是否也要靠塔羅牌？

沈伯洋四日接受《遠見雜誌》節目《遠見 On AIR》專訪，談及台北市的兒童虐待問題時，稱台北的兒虐情況「看起來越來越嚴重」，甚至認為台北的不當兒虐事件「應該是六都之首」。當主持人追問是否有相關數據佐證時，沈坦言手上沒有資料，只能「用猜的」。

更誇張的是，沈伯洋在8月23日接受黃暐瀚《下班瀚你聊》的訪問時，就已經公開說「台北市的兒虐在六都已經是居首」。這種拿不出數據，卻持續、習慣性地「造謠」抨擊對手，實在是非常惡劣。「兒虐數據」這麼簡單的統計數字，隨便花幾分鐘上網就可以查得到，沈教授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不去做功課，到了11月份還在用「猜測」這種「三流手段」，誣蔑「台北兒虐是六都之首」，任何一個台北市民，孰可忍孰不可忍？

這個事件，提供了我們一個檢驗候選人「人格特質」與「論述方法」的具體案例。

此事的核心不在於黨派攻防，而在於公共論述的方法論。「印象」、「推測」與「實證」，在公共論述上分屬三個不同的層次，任何一個市長候選人對公共議題發表公開評論時，都負有基本的查證義務，尤其是沈伯洋所引用的兒虐統計屬於公開資料，任何AI軟體都可以輕易取得正確數據，沈如此信口開河的指控，體現出人格的惡意扭曲，實在是非常不可取。

台灣的兒少保護統計，可以在衛福部的網站上公開查詢，不論是「兒少保護受理案件及開案人數」，或是「兒少保護施虐致死案件數」，台北市近十年來都未曾排名「六都第一」，甚至連第二名都排不上。根據衛福部及審計部的統計資料，近年來台灣六都中，兒童受虐致死人數最多的城市是高雄市，而非台北市。高雄二○二四年有十二名兒童遭虐致死，今年又傳出兩名幼童喪命，而台北市今年截至目前並無兒虐致死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市兒少保護的通報案件確實逐年增加，從二○二三年的九千二百一十七件，增至二○二四年的一萬一千五百一十七件，二○二五年再增至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九件。但通報數上升，並不等於發生率上升。

通報數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包括通報意識的提高、通報管道的暢通，以及社安網接案量能的變化，在統計上，這屬於偵測效應，而非發生率的直接測量。沈伯洋把通報數的上升逕行解讀為台北的兒虐情況「越來越嚴重」，這在研究方法上屬於「跳躍連結」。沈身為一個犯罪學的大學教授，不但把第一線社工接住的案件，轉化為攻擊台北市府的證據，更把「社安網功能」完全誤讀，實在是缺乏學者該有的專業與嚴謹。

兒少保護真正的制度難題，在於全台通報案件持續增加，但篩派立案作業仍以人工判斷為主，尚未導入智慧化輔助機制，導致第一線人員負擔加重，案件判斷的一致性與效率都受影響。因此，人力配置、篩派機制與社安網量能，才是兒少保護真正需要討論的制度議題，至於沈伯洋用猜測的「台北兒虐排名第一」詆毁對手，充其量只是廉價的選舉語言，正徒顯出自己人格的卑劣。

從在辯論場上的「三規一章」口誤，到「雙導師制」與「免費臨托」被人力缺口反駁後以「滾動式修正」防守，再到此次的「兒虐排名」，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沈伯洋體」的論述模式：印象先行，數據後補；若數據不利，則更換下一個名詞。這樣的論述模式，往往是針對個別事實做扭曲，不但影響公共討論的品質，其所引發的家長恐慌、社工士氣低落，以及城市的對立加深，更是徒增外部成本的耗損。

選民檢驗候選人論述的標準，應當回到三個原則：數據出處何在，指標定義為何，政策對策是什麼。兒少保護需要的是資源、人力與制度，而不是「隨性亂猜」的廉價指控。十一月二十八日，台北市民要選的，是一個對數字負責的人，而不是一個淹沒在洋流簇擁中，信口開河、鐵口直斷的「塔羅牌占卜師」。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猜猜」沈伯洋─從「敵國配偶」到「直覺兒虐」的認知戰高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芝加哥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