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四年的某一天，一名剛滿十八歲的青年走進銀行。行員微笑地遞上一張存摺：「恭喜，你的未來帳戶可以提領了。」
青年還沒來得及高興，父母卻先吵了起來。
「這筆錢是我們十八年辛苦把你養大的，應該拿來貼補家用。」
「這是政府給我的未來基金，我要留著創業、念書。」
如果父母已經離婚？如果監護權曾經變更？如果孩子遭到詐騙集團鎖定？如果成年後因提款用途與父母反目，甚至對簿公堂？
今天立法院忙著替孩子開戶，也許二十年後，法院忙著替孩子判案。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一項成熟公共政策本應預先評估的制度風險。
然而，整個社會討論幾乎都圍繞在「每年六萬元夠不夠」、「二千億元值不值得」，卻很少有人問：這項制度究竟是在解決少子化，還是在創造另一個新的社會治理課題？
更大的諷刺是，它從一開始，就答錯了題目。
少子化政策真正要解決的是「沒有人願意生」，《兒少成長及未來帳戶條例》解決的卻是「已經出生的人如何累積資產」。
這就像醫生診斷病人肺炎，最後卻替病人配了一副近視眼鏡。眼鏡不是沒有用，只是完全不是現在最需要的治療。
依目前制度設計，政府將替所有未滿十八歲兒少每年提存六萬元，首年支出預估高達二一六二億元，其中十二至十七歲青少年便占去約七百億元，今年出生的新生兒卻僅約一百二十億元。
口口聲聲說要提高出生率，預算卻大多花在早已完成生育決策的人口身上。
真正還在猶豫要不要結婚、生第一胎、第二胎的青年夫妻，依然得面對高房價、高工時、低薪資、托育不足、女性職涯中斷等現實困境。
原來，在台灣，「少子化政策」竟然可以不用瞄準少子化。
這正反映出台灣公共治理近年最值得警惕的現象──目標與工具錯置。
少子化，本來是人口政策；兒童帳戶，本質上則是資產累積與社會福利政策。兩者並非不能並行，但不能因為都與孩子有關，就把不同政策混裝成同一份答案。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現象早已不是個案，而是一種治理文化。
近年來，台灣公共政策似乎形成固定模式：青年低薪，就發補助；景氣不好，就發現金；少子化，就發存款；選舉將近，就提出更大的福利方案。
政策是否真正解決問題，逐漸退居其次；人民是否「有感」、宣傳是否容易、受惠人口是否足夠龐大，反而愈來愈像政策設計的重要依據。於是，公共政策開始從解決問題，慢慢變成經營民意；從治理國家，逐漸變成管理選票。
政治人物不知道少子化原因嗎？他們知道。只是改革住宅市場，可能得罪建商；改革勞動制度，可能增加企業成本；擴充公共托育，需要長期財政承擔；建立友善育兒職場，更牽涉跨部會改革。
相較之下，宣布「每年六萬元」既容易理解，又容易宣傳，更容易讓選民有感。
改革太慢，發錢最快。於是，最困難的制度改革沒有做，最容易製造掌聲的政策卻率先上路。 （相關報導： 發錢能解決少子化問題嗎？越南面臨「未富先老」魔咒，生育率再創新低 ｜ 更多文章 ）
世界各國其實早已提供答案。
法國、瑞典等北歐國家長期建立公共托育、育嬰假、彈性工時及家庭支持制度，一度維持較高生育率，但近年仍持續下降；新加坡祭出寶寶紅利、住宅補貼、稅賦優惠，出生率依舊低迷；南韓二十多年投入龐大催生預算，如今仍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匈牙利透過購屋補助、所得稅減免等措施，雖曾短暫改善，仍無法逆轉人口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