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千分之二的重刑率─修法重罰？不，這是詐欺產業的投資保障 | 范振家

台灣對詐欺的憤怒，已經不只是情緒問題，而是制度性失能的縮影。審計部日前在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查報告中，冷冷地丟下一組驚人數字：自108年至113年8月底，全國法院適用《刑法》第339-4條「加重詐欺罪」有罪判決高達80萬件，實際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千分之二。是的，你沒看錯，一千個詐欺犯裡，只有兩個會坐牢坐得久一點。

立法院雖然在113年7月豪氣三讀「打詐新四法」，行政機關也擺出跨部會、加刑度、抓資金流、鎖通訊的全面戰鬥姿態，聲勢浩大。然而，法務部的最新數據很快打了這場戰役的臉，114年地方檢察署執行詐欺罪裁判確定案件中，2年以下刑期佔比近78%，2–5年中長刑不到1%! 換句話說，大多數詐欺犯的刑期，比一場疫情隔離還短，還能「緩刑回家、繼續開工」。於是，我們一次次看到詐騙機房被破獲、一次次看到新的人頭帳戶冒出，但詐欺產業的供應鏈不曾斷過。

訂閱風傳媒VIP會員，享有零廣告閱讀介面

透過<Google新聞>追蹤風傳媒

犯罪經濟學早就揭示了殘酷現實，犯罪是一種理性選擇，關鍵在於「犯罪成本 vs. 預期收益」。當法律制裁輕如鴻毛，抓到的機率再高，也無法讓犯罪總成本超過收益。對詐欺集團來說，這就是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收益動輒數百萬、上千萬，即便落網，多半短期服刑、甚至免關，風險低得不可思議。這不是「殺頭生意有人做」，而是「不殺頭的生意更有人搶著做」。

更吊詭的是，法院量刑文化仍深陷「個別化處遇」迷思。初犯？減刑。年輕？減刑。有悔意？再減刑。組織型詐欺的網絡與分工，幾乎被量刑理由「人性化」沖淡殆盡。法律條文早已加重刑度多年，實務卻依舊輕判成風，這種低懲罰機制，正是對「犯罪成本必須高於預期利潤」原則的徹底背叛。

司法院110年曾推出《刑事案件妥適量刑法》草案，打算用量刑準則提升一致性與可預測性。但三年過去，法案還卡在立院外頭吹風。現行的「量刑參考表」、「建議系統」沒有強制力，法官愛用不用，結果就是—新法雷聲隆隆，判決卻是毛毛細雨。

必須承認，當司法無法有效提高犯罪成本，就等同默許犯罪繼續進行。在詐欺產業鏈裡，每一通詐騙電話、每一筆轉走的錢，都可能是司法錯誤定價的產物。當詐欺的回報高於風險，理性的選擇，就是繼續騙下去。

改革不該停在口號與修法的門面工程。第一，立法院該立刻重啟《妥適量刑法》，讓量刑準則有法律拘束力。第二，對組織型詐欺設最低量刑門檻，別再讓「初犯」、「悔意」成為免死金牌。第三，司法院該定期公開詐欺量刑統計，讓社會看得到，也監督得到。

否則，行政單位再怎麼忙抓人，立法機關再怎麼調高刑度，都只是為司法的低成本環境輸送「新鮮血液」。當法律讓詐欺的懲罰可預期地輕微，那麼，詐欺的蔓延，也將可預期地持續，直到有一天，國人發現我們的司法，不是在打詐，而是在默默替詐欺業護航。